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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纳尔多特是个实力人物，让他们去谈吧。希姆莱亲自命令卡尔登布龙纳派菲格莱因去找元首，请求批准同瑞典人接触。希特勒听自己的连襟讲完，摆摆手说；‘大战期间同有爵位的人说废话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舒伦堡还是让贝纳尔多特不等里宾特洛甫的答复，就飞到柏林。在那里他会见了里宾特洛甫、舒伦堡，还有——您认为还有谁？卡尔登布龙纳。贝纳尔多特再次请求会晤希姆莱，强调说，丹麦、挪威、荷兰等国的命运使他感到不安。于是舒伦堡把贝纳尔多特领到希姆莱在霍汉里汉的住处。他们商定，把所有丹麦和挪威犯人——违反元首命令——集中到德国北部的一个集中营。为此瑞典开始向我们军队和党卫队提供汽油。即使这样我也要问，舒伦堡为什么借口打算恢复中断的关系把您也拖进这可怕的游戏里？”
……直到昨天，直到与舒伦堡见面之前，缪勒还不知道这些谈判的全部真实情况。当然，他得到了部分情报，但是为了准备同施季里茨进行赌博，他没有向舒伦堡摊牌，他请求‘亲爱的瓦尔特’向他更详尽地解释局势。舒伦堡注意到自己同缪勒的良好关系，没有猜出这个人有自己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是向这位盖世太保头子披露了他认为适宜披露的情况。
同时舒伦堡不知道缪勒已得知施季里茨的情况。缪勒象爱护眼球一样爱惜这张王牌，因为他的行动与此密切相连，这个行动是他今后的救命良药。他的针对俄国的设想将会轰动一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会谈论这件事。西方最有权势的人将保护他这位设计妙计的人。他们善于评价一些能够采取最重要的行动的识时务的聪明人。缪勒是有能力的，盖伦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干，一句话，因为盖伦是个拘泥于细节的人。
……听着缪勒的话，施季里茨油然产生了吸一支烟的强烈欲望，他的手指冰凉，但他克制住自己：“这么说，我在伯尔尼的全部努力对于某种非常重要、我难以想象的东西来说是徒劳的，是一个幌子喽？”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您在伯尔尼不是徒劳的，您帮我和鲍曼弄清了传动带的复杂结构。唤，我们还是没弄清这个复杂结构的内容，尽管有一条传动带已经截断。”
“可倒霉的沃尔夫怎么办？”
“他们暂时把他拉出了这场游戏。我觉得他们似乎把沃尔夫视为自己的主要后备力量，因为他毕竟控制着意大利境内的五十万大军，这是值些钱的。”
“那么这就是舒伦堡拉我去恢复还未道到破坏的东西的原因吗？”
“对这件事我的兴趣比您还大，施季里茨。在一个濒于破产的极权机构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关心整体，而不是个人。”
“您希望我去问舒伦堡吗？”
“他会马上处死您，一秒钟也不会耽误。不行，不能这样。您考虑一下，您有一个晚上的思考时间。这以后您再来找我一起探讨—下。”
三小时后，缪勒看到施季里茨向中心报告缪勒谈话内容的密电。
“妙极啦！”缪勒微微一笑，“让斯大林去想吧，让他去考虑那些现在在柏林反对希姆莱的人吧，让他去考虑美国人，考虑希姆莱即将与杜勒斯订立同盟的事情吧；让他做出选择，他现在可以进行选择——我向他推荐自己，鲍曼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反对罗斯福并公开仇视克里姆林宫的力量越来越强。”
第十二章 领袖和他周围的人
如同所有著名政治家一样，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相信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在拟定和修改政策的人之间出现的微小阴影也将给国家的事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
因此，在收到俄国领袖就英美情报机关在瑞土与沃尔夫的人接触一事发来的措词强烈的信件后，总统思考了很久。必须向亲信们十分委婉地提出要求：必须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内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俄国领袖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不安和愤怒——在俄国领袖的信反反映出了这种不安和愤怒。
总统明白，现充在华盛顿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向他说出对俄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国内的某些传统势力有多么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么的古板，这些人同上一所大学，同去一个俱乐部，看同样的书，在同一个场地打高尔夫球，他们对报界赞扬的事物津津乐道，对《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或者《邮报》对事物进行的实用主义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击感到厌恶。
因此，总统试图弄明白，在他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么激怒了克里姆林官的巨头。
在听取自己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后并同他的圈子里的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罗斯福独自做出了特别重要的决定。如果文件中有某个词在他看来过于含糊、不够明确，或者不必要的强硬或者相反太软弱的话，他都亲自修改。他迷上了肯特的书。他觉得因果关系同规律这一概念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因果关系中包含着连续的思维的必要性，最终通过语言影响生活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达，所以总统两次让副官给他拿来装有关于伯尔尼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势的东西，在神职学校受过教育的斯大林绝不会随随便使地对待一个词，罗斯福对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后，总统觉得文字完全得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家，他知道在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口中说出的话里预先安排的爆炸性词汇的价值。
所以，罗斯福勾勾划划，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然后以认为自已是公正的和对同盟者真诚的心情把信放在一边，手指叉在一起，他心里明白，有一些他暂时不能、也许是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时在折磨他。首先，为什么斯大林只字不提丘吉尔同德国人的来往。从杜诺万的报告来看，亚历山大元帅领导的英国人是第一小提琴手。其次，关于这些谈判，丘吉尔为什么对他罗斯福守口如瓶。最后一点，战略情报局对这些谈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仅限于挑选和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来自驻巴黎的英国人和英国驻美使馆负责情报的密友手中，这该如何解释？
罗斯福心中承认，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俄国在战争年代受到可怕的损失，却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看作是反对希特勒惨无人道的极权制度的主要力量。
军方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在西线各地段的纳粹分子投降能带来实际好处，但俄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其责任在外交宫身上。军方使总统相信，没有一个美国军事指挥员参与同纳粹的接触。与此同时，昼夜忙于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大会的国务院也向白宫提交了一份纪要。从中可以看出，原则上讲，同敌人进行试探性接触是适宜的，哪怕是沃尔夫这样令人厌恶的纳粹分子。但是外交官们坚决主张美国在欧洲的代表与他们接触时不得惹人注意。“况且，我们不能排除一些中立国的学者和实业家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可能，纪要中指出，“他们关心战后欧洲局势，尤其是在红旗即将飘扬在柏林上空的时候。这种个人的试探恰恰是由于对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感到不安而进行的……”
罗斯福注意到“实业家”这个词，立即想到传说中的杜勒斯兄弟的传闻。罗斯福总统改变了邀请杜诺万参加晚会的壬意。他谓副官准备伯尔尼活动站的详细档案。“现在，情报局局长无所不知，而总统则少见寡闻。这种状况未必有利于美国。”
听了罗斯福这番愤愤不平的话后，杜诺万立即和他的老朋友戴维。兰斯讲妥，晚上七点在“迈克尔·基尔克”饭店吃饭。
在那里杜诺万向朋友介绍了情况。
“那么好吧，”兰斯边说边把餐巾铺在尖瘦的膝盖上，“我明白，局势不是乐观的，不过，杜勒斯的行动连法律的边也没沾。”
“让他触犯法律才好呢，”杜诺万打断了兰斯的话，“这样有关这件事的情报就不会落到罗斯福手初他束缚在正人君子的道德规范中，我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的艾伦·杜勒斯的全部买卖该如何收场。”
“它不能不以美国的最大利益而结束，比尔，您十分清楚……如果罗斯福在雅尔塔同意俄国人进入柏林，并由此提前几十年获得反希特勒主要胜利者殊荣的话，如果他批准建立由斯大林组阁的共产党波兰的话，如果他承认铁托是南斯拉夫头号人物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中有谁能认真考虑我们的未来？在我们同沃尔夫建立联系后，我立即得到了切实保证，从现在起德国所有的港口已经可以分配给我们的公司。此外，施罗德报告了林茨地区矿井的位置，那里集中了从法国、俄国、波兰、意大利的陈列馆掠来的著名大师的绘画，价值数千万美元。”
“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美元。”杜诺万阴沉着脸更正说，“已经估算过了。这个地区有我的人。”
“是吗？祝贺您。不过据我们所知，英国人和当地反政府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在林茨没有合法政府。”杜诺万打断了话头。
“唉，从字面上看，而不是从本质亡讲，目前纳粹毕竟是合法政府的化身，比尔，他们是选举出来的。”
“您同我一样，知道德国的选举是怎么回事。”
“是的。但是我们国家同这样选举出来的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在柏林举行招待会，向希特勒发了生日贺电。”
“戴维，”杜诺万皱着眉头说，“想一想，我该怎样同罗斯福谈话，这是个难干的差事。在我去找他之前，我想找您试试。”
“请吧，试一试……”
“从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