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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紧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赵安邦的记忆中，省市有些干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电发了不少财。白原崴当时也是其中一个官倒公司部门经理，曾跟省委一位副书记的公子到文山来过几次，有一次，拿着于华北的批条一下子提走了三百台彩电。赵安邦记得，自己还被马达拉着，陪过他们一两回，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总觉得他们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没多久就出事了，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进去了。捌倒猢狲散，白原崴跑到香港投靠了京港开发公司，凭京港开发的一千万港币起了家。待赵安邦到宁川任职再次见到白原崴时，白原崴已经抖起来了，正张罗着在宁川海沧街十二号盖那座二十二层奶白色的伟业国际大厦。
在山河电视机厂最红火的时候，赵安邦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过马达：经济紧缺是暂时现象，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劝马达眼光放远大一些，和国外著名电器企业合资，引进最新技术，把企业做大做强。马达听不进去，始终生产单一的十四时彩电，连条十八时生产线都不愿上。结果九十年代初彩电业第一次洗牌时就败下阵来，想和国外合资也找不到主了。大屏幕彩电生产线最终引进了一条，生产的彩电却卖不出去了，欠下的大笔贷款至今没还清。
就这样一个没市场观念的同志，却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一步步提起来了。先是转正做了电子工业局局长，接下来，又在于华北手下干了三年市经委主任，待于华北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刘壮夫主持工作时，马达已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
文山有马达这样的主管副市长，经济能上去就见鬼了。说到底马达只是经济紧缺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抗命迁厂时进发出来的道德感，和搞经济没直接关系。再说，这位同志的道德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对自己下属干部职工，对其他单位部门，对整个社会就不成立了。亚洲集团老总吴亚洲的遭遇就是例子，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马达，吴亚洲仍气不打一处来，吴亚洲当年差点死在马达手上。
吴亚洲最初是文山郊区一家村办印刷厂的业务员，偶然跑到城关工业园联系印刷业务，发现了为山河电视机厂生产包装纸箱的好买卖，就找到工业园管委会，申请投资办厂。当时，管委会正为山河厂搞外包配套，双方一拍即合，吴亚洲便四处借款，一周内筹资二十多万，上了纸箱厂。纸箱厂挂牌时，赵安邦被请去喝了场酒，不是他想去，是被吴亚洲硬拖去的。小伙子憨憨地站在他面前，赔着笑脸，他不去不太好。再说，吴亚洲这个纸箱厂虽说很小，却是园区内第一家为国营大厂搞外包的私营企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去一下也为了表明县政府支持私企的态度。
不知吴亚洲使了什么招儿，把马达也弄来了，马达一见桌上的茅台，眼睛立即亮了。马达那时就特抠门，请别人喝酒全是几块钱一瓶的文山大曲，自己不喝，尽灌客人。这回却酒兴大发，一人喝了大半瓶茅台。喝到似醉非醉的时候，牛皮又大了起来，指着他这个县长对吴亚洲说：“小老板啊，你要想发财得跟准人！跟着赵县长你发不了，他县政府只管收税，收管理费，你得跟我，跟我们山河厂啊！”
赵安邦一听就不高兴了，讥讽说：“那是，我们全县都靠马厂长养着哩！”
马达不知谦虚，“小赵县长，你还真说对了，我们山河厂上交给市里的利润养你白山子一个县绰绰有余！”又对吴亚洲说，“跟着我好好干，你一步登天了！”
赵安邦出于一时气恼，回了一句，“小吴啊，没准你这一步就迈进了地狱！”
不料，这话还真让他说准了。吴亚洲的纸箱厂和山河电视机厂签下的外包合同从来就没有认真履行过，电视机厂收了货也从没按时付过款。吴亚洲还不敢催，生怕马达耍威风一脚将他和他的小纸箱厂踢开。于是，便忍气吞声，一次次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据说后来连住房都抵了出去。这种情况赵安邦开始并不知道，直到后来双方矛盾总爆发，吴亚洲哭到他面前，他才看清了马达这个国营奸商的嘴脸。
矛盾爆发于当年夏天的一次洪水泛滥，电视机厂局部被淹，二百多台电视机和刚收下来的五万只纸箱全泡到了水里。马达真心疼啊，先是跳脚在厂里厂外四处骂娘，继而，便想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坚决不认这五万只纸箱的账。该厮也做得出来，眼一闭，愣说这五万只纸箱接收前就是泡过水的，不但不给加工费，还要对吴亚洲罚款五万元。吴亚洲最初并不想把事闹大，低声下气求马大爷开恩。马大
爷就是不改口，后来干脆不和吴亚洲见面了，让管外包的同志传话说，不干就滚蛋！
吴亚洲真是不想干了，流着泪找到县长办公室，对赵安邦说：“赵县长，我就是滚蛋，马厂长也得和我结结账吧？我不坑他国营大厂一分钱，他也不能这么坑我啊！十几万在马厂长眼里是九牛一毛，在我这里就是巨款啊，我是小本生意啊！”
赵安邦气得不行，带着吴亚洲找马达交涉，以为马达总要给点面子。
马达却一点面子不给，口口声声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喊大叫说：“小赵县长，我劝你不要搞地方保护主义！别的地方啃国企行，我这里不行，我得对国家负责，就算这笔钱是九牛身上一根毛，这根毛我也得守好，不能让人拔了！”
赵安邦强压着恼怒问：“谁搞地方保护主义了？又有谁要拔你的毛了？你欠人家纸箱厂十几万是不是事实？小吴手上有你们的收货单，你凭什么不认账？！”
马达振振有词，“收货单能说明什么？我们收货人员失职，没准吃了回扣！”
赵安邦压抑不住了，桌子一拍，“那是你们内部的事，谁吃的回扣你找谁，吴亚洲纸箱厂的账你们必须结！马达同志，我把话和你说清楚：我们园区管委会不但只是收税收费，也必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请你今天就和纸箱厂结账！”
马达也火了，“小赵县长，你拍什么桌子？这账没什么好结的！泡水的五万只纸箱是次品，请小老板拉走，欠的四万多顶罚款了，差几千块我也不问他要了！”
碰到这样不讲理的赖皮，你真是没办法。赵安邦被迫找到了分管副市长于华北。于华北问明情况后，和马达谈了三次，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四万多元，那五万只纸箱的货款却一分没要回。于华北对此并不恼火，反倒当着赵安邦的面表扬马达说，安邦啊，你也得理解马达嘛！马达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有这样的好厂长，这个山河电视机厂大有希望啊！赵安邦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暗自冷笑：还大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啊？这么不讲商业道德，马达和他这个厂只怕不会有啥好结果！
后来也想过，马达能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提上去，恐怕就与此有关。在陈同和、于华北看来，马达个人品质和道德无可挑剔，爱厂如家，生活简朴，很有责任感。然而，他们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马达这类同志对社会信用，对经济秩序的责任意识。马达没有这种责任意识，他的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使得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极度漠视和轻蔑。在经济短缺时代能得逞一时，在经济过剩时就要吃大苦头了，决无成功的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吴亚洲和亚洲集团到底还是在宁川崛起了，而马达和山河电视机厂则成了过眼烟云。
第 七 章
二十三
赵安邦再没想到马达会找到共和道八号他家来。自从离开文山，不论在宁川还是在省城，马达都从没上过他家的门，也没单独向他汇报过工作。平心而论，这倒是马达的一个长处，陈同和当年那么器重他，他也很少到陈同和家串。因此，赵安邦看到马达不免有些意外，“哎，你这同志怎么突然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马达也很意外，“咋没打招呼？赵省长，钱……钱市长没和您说起过么？”
赵安邦有些茫然，“钱市长和我说什么？说你找我？没这事啊！”
马达咕噜了一句，“这……这个钱胖子，又坑我了！”说罢，结结巴巴地解释起来，“赵……赵省长，真……真是钱市长让我来的啊！我知道您工作忙，本来不敢打搅您，可……可钱市长非让我来，说您一直对我很关心，我……我想也是，文山这一摊子事也真得向您认真汇报一次了，这……这才过来了…”。”
赵安邦笑了，“老马，说这么多干啥？来就来了嘛！坐，坐吧！”
马达如获大赦，小心坐下了，半个屁股搭在沙发上，上身没敢往沙发背上靠。
赵安邦给马达泡了杯茶，“我搬到这里，你马副市长还是第一次来吧？”
马达很拘束，双手接过茶杯，“是，是，赵省长，几次想来看您，又没敢！”
赵安邦说：“怎么会呢？你还有不敢的事啊？当年抗命迁厂你胆多大啊？”
马达笑道：“赵省长，那不是因为有您的大力支持嘛！您当时担了多大的风险啊？没有您，我今天还在大西南呆着哩！”一往情深地忆起了往事，“赵省长，您还记得吧？在大众浴室，咱们头一次见面，钱市长激动得都摔了个大跟斗……”
赵安邦意味深长地接了上来，“是啊，是啊，这怎么会忘呢？那时我和钱市长落魄着呢，为把你和3756厂拉来，拚命巴结你，好话说尽，笑脸赔尽，裤衩都没穿，就坐在浴池旁和你谈判了，是不是啊？老马？”
马达有些窘，“谁……谁这么胡说八道，败坏领导的形象啊？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我和钱市长都可以证明嘛，谈判是在洗完澡后吃夜宵时进行的！”
赵安邦笑了，“马达啊马达，我真后悔当初把你弄过来！你不是要汇报吗？好，我今天就认真听听！你看从哪说起啊？是不是从你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