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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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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桃花源和水帘洞,气氛不同,性质相仿,都是群众意志的会聚。桃花源中人惘然于时间,也惘然于空间,融洽怡和,不见个体冲撞。孙悟空有点个性,却也只是某种整体意向的象征,水帘洞里的秩序,倒是宁谧无波。

  这是白莲洞人气质的遗留,先民生态的重温。白莲洞人与野兽征战,与自然搏斗,只回荡着一个观念:为着我们这种种类的动物。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沉思,那么,他沉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是什么?历史终于逼迫人们回答。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前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此时我已走出白莲洞口,面对着一片绿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脚,极目鸟瞰。

  我想起了张晓风的《武陵人》。晓风袭用了陶渊明的题材,却把那个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为一个单个人细细磨研。他享尽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还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国,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会想起天国,但在这里,我只会遗忘。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身家,忘记了天国,这里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权利。

  于是他苦苦寻找,钻出了那个洞口。

  赖声川博士的《暗恋桃花源》异曲同工,让这位进桃花源而复返的武陵人与现代生活相交杂,在甜酸苦辣中品尝一个人切实的情感价值。

  台湾作家不谋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倾诉了现代中国人对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艺术家写的《山祭》。愚公的家属,在一个别有洞天的王国辛勤挖山,这个王国里有棕褐色的和谐,和无可指摘的纪律。没想到,一个现代色彩的姑娘飘然而至,诱人的风姿和一连串傻兮兮的疑问,竟使愚公的后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义,结果,庄严的洞天发生了纷乱。

  还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个大学生误入一个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一迸发出真实的自我。这个山洞应和白莲洞相仿,人类走了几万年,终于会在山洞里吐露个性的哲学。纵然死了吧,也没把这几万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华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们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这一段。演完,这群青年挥汗微笑,像是获得了一种摆脱。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们总缠着山洞死死不放呢?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隧洞,其间奔逐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 都江堰 ◆◇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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