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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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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茶了,少不了又讲陆羽,讲《茶经》的版本,讲采茶的山势、时机,煮茶的陶壶、炉炭,当然讲得最神往、也最伤心的是水。喝了几千年茶的中国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来润喉咙?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讲出来的华语会不会变得浑浊一点呢?

  我告诉李立群,古代文人为喝几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买泉两眼”……

  李立群来劲了:“好个买泉两眼!潇洒之极!不是我吹嘘,我台湾老家山上确有好泉,想法去买它一眼,你什么时候来,我领你去喝茶!”

  我赶紧叮嘱李立群先生,赶快回去买下那眼泉,好生看管着,别让它枯了。我们还不算老,也许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悲哀,这样的泉眼无论如何不会太多了,那种足以把华语晤谈的环境推到极致的阵阵茶香,已不会那么纯净。华语自然还会讲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蕴藉的那部分,看来总要渐渐湮没了。还会出现新的精雅部位吗?但愿。

◇◆ 这里真安静 ◆◇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宫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情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墓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就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认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人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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