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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时在青石水斗里净净手，用宽袖擦干，在孩子们面前蹲下身来，摸摸他们的头发和脸蛋，然后把手伸进深深的口袋，取出几枚供果，塞在那些小手里。耽搁时间一长，瘦和尚的木鱼声就会变响，胖和尚随即起身，走回经座。
他们不念经的时候，孩子们敢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满脸笑容，躬身相迎，问孩子们的名字，然后拿起毛笔，握住软软的小手掌，把各人的名字一一写上。他的字写得极好，比学校的女老师写的好多了。不忍心洗掉，照着它，一遍遍临摹。第二天写字课，老师看见黑糊糊的手掌，笑了：“怎么把手都涂脏了？”还没说完，竟一步上前，紧紧握住，急问：“谁写的，这么好？”她知道，这些村庄，几乎没有识字的人。说是和尚，老师像被烫着了一般，连忙放手，转身走开。
放了学，少不了告诉胖和尚，老师称赞了他的字。胖和尚嘡声一笑，说：“我们住持写得才好！”随即领孩子到后院，指了指菜园南端的一堵粉墙。那里，满墙都是乌亮活灵的字，比字帖上的还好。深深嗬了一声，小步走去，依偎着粉墙仰望。难怪瘦和尚一脸端庄。
一天，两个和尚仍在念经，孩子们唱起了老师新教的一首歌，像与和尚比赛。歌词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和尚们念完一段经，站起身来。走向孩子们的，不是胖和尚而是瘦和尚。孩子们惊恐地要逃开，瘦和尚说：“等一等，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孩子们嗫嚅地复述了一遍，瘦和尚说：“来，到我的禅房里来。”
瘦和尚的禅房在楼上，孩子们从来没有上去过，心跳得厉害。这个禅房太整洁了，油亮的藏经箱成排壁立，地板油漆过，一尘不染。瘦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说：“你们再念一遍。”孩子们边念，他边写，写完自个儿咿唔一阵，点头说：“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把供果，分给孩子们。比胖和尚平日分的，多得多了。
第二天当然又去转告老师，说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老师立即脸红，说：“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几天之后，瘦和尚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三个字：李叔同。
学校离小庙不远，只隔着一条大路，但和尚和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终于有一天，老师正在小小的操场上与孩子们玩，突然停住，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墙外。那里是一个倾倒学校垃圾的瓦砾堆，瘦和尚正在弯腰拣着废纸。拣了一大堆，用长长的衣服兜着，走到庙门边，抖进墙上一个洞口，点火焚烧。洞口上有四个暗暗的字迹：敬惜字纸。
孩子们疑惑地仰脸看老师，老师也在发呆。
又有一次，轮到和尚们发呆了。两个和尚在路边看到一头羊被石头一绊，差点跌进水池。他们惜生护生，立即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拴在路旁一棵小树上。当时，大路旁已种下两排小树，直伸远方。两位和尚笑眯眯地正待走开，从校门里急急地奔出我们的老师，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地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对孩子们说：“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平下气息后她又说；“等你们毕业，这树就这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阴阴凉凉地走到县城去考中学。”
两位和尚在几步之外，呆呆站着。他们万没想到，学校老师竟是如此一位丽人。不敢正视，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看。他们惜生护生，好像并不包括植物，而老师起伏的胸脯中，却藏着一个绿色的天地。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排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对。掸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吾乡东去6里许，有一座辉煌大庙，名曰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寺庙前半部在平地上，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大几何。进得寺门，立即自觉矮小，连跨过一条门坎也得使劲搬腿。谁也走不完它的殿阁和曲廊，数不尽它的佛像与石阶。曾扒窗偷看过它的一个厨房，其锅之大，几若圆池。老人说，兴盛之时，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锅，大体可信。记得此寺一个院落，有洒金木雕的全本西游记连环故事，刻工之精，无与伦比。乡间儿童，隔些时日便蹑脚进去，低声指认，悄声争辩，读完了一部浪漫巨著。也读完了一门雕刻美学。
金仙寺东侧，便是小镇鸣鹤场。走完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又有一座小庙，上名石激头。该地石揪处处，故而得名。石批头小庙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更为宏大的庙宇的起点。由它向南，翻过五座山头，即见远近闻名的王磊寺。
在乡人心中，金仙寺和王磊寺，无异于神秘天国。那里也该有住持或首领吧，他们会是何等样的超迈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场，开支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连小庙里的两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听山那边传来的晨钟暮鼓，堂皇而又沉着。
大概是从30年代起始罢，两寺渐渐有了新的动向。山薯出土季节，常见田埂阡陌间，有两寺和尚挑担来往。他们把山薯送给有过施舍的人家，说是答谢，实则提醒，请施主赶紧再结善缘。看着汗渍涔涔的和尚，看着沾满黄泥的山薯，乡人们终于知道，两寺的财脉已经枯竭。黄泥山薯确是佳品，浓甜嫩脆，比平地红薯好得远了。
年长之后翻阅史料，看到一段记载惊了一跳。我离开座位，仁立南窗遥望家乡。岂能想到，和尚们挑着山薯走出庙门，五磊寺里住着的，竟然正是——写歌词的李叔同！
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雷，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之不见，琴弦俱断，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我们唱着他的歌，与和尚比赛，而他自己却成了和尚。
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悟，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松涛阵阵，山雨淋淋，这里已没有一个现代的颤音。法师自杭州出家，历十余年，由净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萨戒，发愿弘扬律宗，创建道场。
五磊寺住持栖莲，金仙寺住持亦幻积极响应。一所“南山律学院”正酝酿建起。法师只提倡议，不管实务。两寺住持，只得到上海募钱。上海名士得知法师倡议，慨然解囊，两寺住持随即办置化缘簿，请法师写序。
法师一见簿册，突然大怒，严责两寺住持“藉名敛财”。但无财何从建院？法师也是进退维谷。重去招惹早已诀别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讳。于是律学院停办，法师不久也云游别处，留下尴尬的庙宇两座。
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尴尬。我由此想到小庙与学校间相对的灯光。两道灯光间，法师的袈裟如云如雾，飘荡隐约。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们念经完毕，或挑山薯回来，成群结队傻傻地观看。
那是一位叫吴锦堂的华侨在重建家乡。吴氏不知何许人也，据传，乃近乡一普通农孩，长大流落上海，被雇于一家日本餐厅，如此这般，到了日本，竟日渐发达，成高官巨贾。然后倾其资产，投于桑梓。金仙寺面临的白洋湖，由他筑岸建堤，光洁坚致，气势恢宏。沿湖民房，悉数重造，皆若层层别墅。由东到西，长几里许，竟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更为甚者，还在北面东山头，耗巨资兴建一所学校，曰锦堂师范。古地之大，建房之多，令乡间财绅咋舌。不久他便去世，金仙寺西侧，筑豪华墓道，成一名胜，供人凭吊。
墓体为白石，正如湖岸为白石，长堤为白石，荡荡展开，白得晃眼。圈圈白光围住了金仙寺，金仙寺依旧黄墙高耸，藤葛缠绕，暮鸦回翔。
和尚们洗涤打水，也享用着平臻臻的洋灰河埠。葛麻芒鞋，踏在上面，总觉得过于挺滑，不大自在。不知弘一法师可曾在这条长堤上漫步，估量他不会喜欢。他逃避着现代，而现代却莽莽撞撞，闯到了庙门跟前。
天长日久，无人修葺，吴锦堂的种种建筑，也渐渐污损，与四周萧索的村落悄悄扯平。唯有你到浙江的所所中学，遇到几名老教师，一问之下，常答曰出身锦堂师范。我在京沪两地，遇到一些浙籍知名学者，叙完同乡之谊，总能发现，竟也是锦堂师范的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曾有几名日本兵，为吴锦堂墓站岗。乡民疑惑了，不再对他感恩戴德。他的坟墓，一度成了晒谷场。
数月前在报上读得一条新闻：全国青少年珠算比赛，前面一批名次竟然全部属于浙江一座小镇。记者用惶惑不解的笔调写道，神童荟萃一处，实是奇迹。这座小镇，便是金仙寺旁侧的鸣鹤场，吴锦堂修建世外桃源的所在。
我是理解的，自豪地一笑。耳边响起哗哗的珠算声，如白洋湖的夜潮。
听说两大寺庙又在重新修复，款项甚巨。工棚里，应有锦堂师范的毕业生，指挥着算盘的交响乐。
注：此文发表后，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慈溪修志通讯》，其中有一段文字介绍吴锦堂：
吴锦堂（1855～1926），名作莫，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出身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