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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世为江东四姓之一，五代时由吴郡徒徐州（1），南宋时迁海门（2），已而复归于吴，遂为昆山县（3）之花浦村人。其达者，始自明正德（4）间曰工科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司佥事溱，及刑科给事中济。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赞善绍芳及国子生绍芾，赞善生官荫生同应，同应之仲子曰绛，即先生也。绍芾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节，以先生为之后。
先生字曰宁人，乙酉（5）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与人苟同，耿介绝俗。其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异之。最与里中归庄（6）相善，共游复社（7）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于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之学。其时四国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败坏，自崇祯己卯（8）后，历览《二十一史》（9），十三朝《实录》（10）、天下图经（11）、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帝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国利病书》（12）；然犹未敢自信，其后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边塞亭障，无不了了而始成。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13），则考索利病这馀，合图经而成者。予观宋乾、淳（14）诸老，以经世自命者，莫如薛艮斋（15），而王道夫、倪石林（16）继之，叶水心（17）尤精精悍，然当南北 分裂，闻而得之者多于见，若陈同甫（18）则皆欺人无实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学（19）皆未甚粹，未才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见之施行，又一禀于王道而不少参以功利之说者也。最精韵学，能据遗经以珔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学之变。其自吴才老（20）而下，廓如也，则有曰《音学五书》（21）。性喜金石之文（22），到处即搜访，谓其在汉唐以前者，足与古经相参考，唐以后者，亦足与诸史相证明，盖自欧、赵、洪、王（23）后，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则有曰《金石文字记》（24）。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25）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26）也。故其本朱子（27）之说，参之以慈溪黄东发《日抄》（28），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29），于同时诸公，虽以苦节推百泉、二曲（30）以经世之学推梨洲（31），而论学则不合，其书曰《天下指南》（32）。或疑其言太过，是固非吾辈所敢遽定，然其谓经学即理学，则名言民。而《日知录》三十卷（33），尤为先生终身精诣之书，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盖先生书尚多，予不悉详，但详其平生学业之所最重者。
初太安人（34）王氏之守节也，养先生于襁保中。太安人最孝，尝断指以辽君姑（35）之疾。崇祯九年，直指王一鹗请旌于朝（36），报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谓先生曰：“我虽妇人哉，然受国恩（38），果有大故，我则死之。”于是先生方应昆山令杨永言（38）之辟，与嘉定诸生吴其沆（39）及归庄共起兵，奉故郧扶王永祚（40），以从夏文忠公（41）于吴，江东授公兵部司务（42）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与庄幸得脱，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遗言后人莫事二姓。次年闽中（43）使至，以职方郎（44）召，欲与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45），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几豫吴胜兆之祸（46），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
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裙屐（47）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48），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国之戚，焦原毒流（49），日无宁晷。庚寅（50），有怨家欲陷之，乃变衣冠作商贾，游京口（51），又游禾中（52）。次年，之旧都拜谒孝陵（53），癸已（54）再谒，是冬又谒而图焉。次年，遂侨居神烈山下（55），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56）之胜。顾氏有三蕊仆曰陆恩，见先生日出游，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57），先生四谒孝陵归，持之色刀，乃欲告先生通海（58），先生亟往禽之，数其罪，湛之水。仆婿复投里豪，以千金贿太守，求杀死先生，不系讼曹，而即系之奴之家，危甚。狱日急，有为先生求救于＇＇＇＇（59）者，＇＇＇＇欲先生自称门下而后许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俱失＇＇＇＇之援，乃私自书一刺以与之，先生闻之，急索刺还，不得，列揭于通衢以自白。＇＇＇＇亦笑曰：“宁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泽溥（61）者，故相文贞公振飞了也。侨居洞庭之东山（62），识兵备使者，乃为诉之，始得移讯松江（63）而事解。于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谒孝陵始东行，垦田于章丘这长白山下（64）以自给。戊戌（65），遍游北都诸畿甸（66），直抵山海关（67）外，以观大东（68）。归至昌平（69），拜谒长陵（66）以下，图而记之。次年再谒。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尽者，复归，六谒孝陵。东游直至会稽（71）。次年，复北谒思陵（72）。由太原、大同以入关中（73），直至榆林（74）。是年，浙中史祸（75）作，先生之故人吴、潘二子（76）死之，先生又幸而脱。甲辰（77），四谒思陵。事毕，垦田于雁门（78）之北，五台（79）之东。初先生之居东也，以其地湿，不欲久留，每言马伏波（80）田畴，皆从塞上立业，欲居代北（81）。尝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经营创始，使门人辈司之，而身出游。丁未（82）之淮上。次年自东入京师。莱之黄氏，月奴告其主所作诗者（83），多株连，自以为得，乃以吴人陈济生所辑《忠义录》（84），指为先生所作，首（85）之，书中有名者三百馀人。先生在京闻之，驰赴山东自请勘（86），讼系半年，富平李因笃（87）自京师为告急于有力者，亲至历下（88）解之，狱始白。复入京师，五谒思陵。自是还往河北诸边塞者几十年。丁巳（89），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90）。初先生遍观四方，其心耿耿耿未下，谓“秦人（91）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征君山史筑斋延之（92）。先生置五十亩田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又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育诸经注疏，偶有遗忘，旵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方大学士孝感熊公（93）之自任史事也，以书招先生为助，答曰：“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孝感惧而止。戊午（94）大科，诏下，诸公争欲致之，先生豫令诸门人这在京者辞曰：“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诸公又欲行荐之，贻书叶学士訒庵（95），请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谓钓名者也。今夫妇人之失所天也，从一而张，之死靡慝（96），其心岂欲见知于人？若曰盍亦令人强委禽（97）焉，而力拒之以明节，则吾未之闻矣。”华下诸生请讲学，谢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讲学故得名，遂招逼迫，几致凶死，虽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为累，则已甚矣！又况东林覆辙（98），有进于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衰（99），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诸篇，而一切谀墓 这文不作，岂不诚山头号（100）乎！今犹未也。”其论为学，则曰：“请君关学（101）之馀也。横渠、蓝田（102）之都，以社为先，孔子尝言博我以文，允之以礼，而刘康公（103）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运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佐料则君子为学，舍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都不肃，方将赋《茅鸱》（104）之不暇，何问其馀！寻以己未（105）出关，观伊洛（106），历嵩少（107），曰：“五岳（108）游其四矣。”会年饥，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复还华下。先生即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反至每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随寓即饶足。徐尚书乾兄弟（109），甥也，当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贵，为东南人士宗，四方从之者如云，累书迎先生南归，愿以虽业居之，且为买田以养，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岁孤生，飘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110），恐近伯鸾这灶（111）；且天仍梦梦，世尚滔滔，犹吾大夫（112），未见君子（113），徘徊渭川（114），以毕馀年足矣。”
庚申（115），其安人卒于昆山，寄诗挽之而已。次年，卒于华阴，无子，徐尚书为立从孙洪慎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门人奉动脉瘤归葬昆山之千墩。高弟吴江潘耒（116）收其遗书，序而行之，又别辑《亭林诗诗文集》十卷，而《日知录》最盛传。历年渐远，读先生之书者虽多，而能言其大节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为立传者，以先生为长洲人，可哂也。徐尚书之冢孙涵持节粤中，数千里贻书，以表见属，予沉吟久之。及读五高士不庵之言曰：“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而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