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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本来是王玉兰４３岁的生日，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也成为了她的祭日。
王海涛拿着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长了这么大，虽说也干过一两件坏事，可杀人却是从来也没有干过的啊。今天居然杀了一个人，王海涛一想到那鲜血淋淋的场面，浑身就起鸡皮疙瘩，身体不住地发抖，止都止不住。自己杀人了，真是太可怕了。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啊。王海涛越想越害怕，他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是又能躲道哪里去呢。王海涛只觉得自己大脑一片空白，他提着塑料袋看也没看，随便跳上了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公共汽车。从此，王海涛开始了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
９月６日晚，陈建才在街边“巧遇”到了保险公司业务员金小姐。陈建才看起来精神不好，委靡不振，金小姐便关心地问道：“咦！这不是陈先生吗？您这是怎么了？”
“我们家出事了。”陈建才如丧考妣。
“出什么事？”金小姐着急地问。
“我爱人王玉兰让人给害了。”陈建才仿佛要哭出来。
金小姐大吃一惊，急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嘛。”
“唉，我也不知道。”陈建才皱着眉头，看起来十分痛苦。
“你爱人出事的时候你不在场呀？”金小姐着急地问道。
“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在的话，她也不会出事了。”
“她现在怎么样了？在哪个医院？你怎么不到保险公司报案啊？”金小姐担心的是保险的事情。
“人没了，我哪里顾得上啊。”陈建才的眼泪仿佛要流出来。
“警察找过你了吗？你到公安局报案了吗？”金小姐问。
“当然找了，问我情况。”陈建才说。
金小姐告诉他：“陈先生，你别着急，按照常规，这事首先就要查你，我们公司也要查，因为你是唯一的受益人。”
“是啊？怎么查都不怕，反正我不会亲手杀害自己的爱人啊！”陈建才一副漠然的样子，似乎仍然沉浸在丧妻之痛中。他呆呆的望着金小姐，金小姐心也软了，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陈先生，只要不是你杀的，保险公司肯定给赔。”
“那理赔需要什么材料？”陈建才装作毫不在意地问道。金小姐告诉他：“这需要公安局的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也要查，不会很快。我给你在保险公司报案，你就等通知吧！”
陈建才回到家中后，一想到马上就有１５０万元的巨款将从天而降时，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他关上了房门，一把扑到了床上，手舞足蹈，开始做他的春秋大梦了。而陈建才又怎么会想到梦很快就要醒了。
王玉兰在家中被杀害，警方确定是他杀。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的时候，保险公司也展开了调查。
而陈建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逃亡的王海涛被公共汽车带到了河北农村，他不敢出现在人多的地方，也不敢回老家，只好跑到偏僻的乡下，借宿在农家。王海涛努力想摆脱那可怕的一幕，可是无论如何，他都忘不了王玉兰临死前痛苦的挣扎。王玉兰那痛苦狰狞的面孔总在他的梦境里萦绕，无法抹去。恐惧和后悔的感觉将王海涛紧紧包围，让他日日夜夜寝食不安。尤其是在电视中看到孙红雷在电视连续剧《征服》中扮演的黑社会头目刘华强最终被警方抓获的时候，联想到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原型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王海涛越来越害怕，他深知自己最终将无法逃离法网，而自己的良心也会永远在地狱里受煎熬，投案自首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３日，即案发后的第１０天，憔悴不堪的王海涛终于来到朝阳公安分局自首。自首后，王海涛如实交代了他的犯罪过程。当日，陈建才立即被公安机关拘留。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杀人罪批准逮捕了陈建才。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９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对陈建才依法提起公诉。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离奇的杀妻骗保案件，等待陈建才和王海涛的将是法律无情的制裁。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建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８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８万元；被告人王海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陈建才提起上诉。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
包养模特，厅级农民现原形
山西侯马农民王跟命花天酒地包养了十几个情人，同时又在各大娱乐场所挥金如土，他所花销的钱财全是骗来的，被他诈骗的事主们纷纷向警方报案。于是，王跟命被警方请进了公安局。王跟命被捕后，在向检察机关的供述中这样“解剖”自己：“我先后包养了几个女人，无一例外地都与经济直接关联。虽然其中也确有感情因素，但感情在金钱面前显得十分苍白。我这几年把骗来的钱几乎全部用在女人身上，想一想真不值啊！与其说我是因为诈骗进来的，还不如说是被女人拖垮的。”
王跟命的命运按说应该不错，如果不是他自己瞎折腾的话，作为一个来自山西省侯马的农民，能在北京一个“国”字头的协会里当个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已经算是高级农民了。可是他不知足，他要自己给脑袋上扣上一顶“厅级”待遇，弄个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当当，还要泡上几个他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名模佳丽当情人，最终被模特们拖下了水，拖进了监狱。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８日，王跟命出生在山西侯马市郊区，父母之所以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能够跟上好命，过上好日子。所以，父母不遗余力地供他上学，虽然王跟命学习成绩很不错，但王跟命的命似乎不太好，他只在“文革”期间读完高中就变成了农民，因为当时上大学都要推荐，王跟命的人生路上第一次没跟上好命。
经过人生的一次次挫折，王跟命再也不信命了，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口吐莲花的舌头功夫和善于摆阔的派头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靠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山西来到北京的王跟命竟然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人，这是他想都没想到的好事。尽管他的身份依然是个农民，但谁会把“国”字头协会的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王主任”当农民呢？
如果这样下去，王跟命应该有不错的生活，但是，他太相信自己的“运作”能力了。既然能把自己这个山西农民运作成京城里有头脸的主任，还有什么不能运作的呢？所以，王跟命无所不能的“道行”便在他自我吹嘘下传开了。
１９９９年８月，陕西省西安市高中学生张小涛参加当年高考后，被北京一所外语学院录取，喜讯传来，全家额手称庆。但是，张小涛却独自闷闷不乐，张小涛的父亲张先生忙问缘由。原来喜欢法律的张小涛从小的愿望是当一名警察或者法官，他希望能够转到法律类学校读书，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舐犊情深的张先生不忍伤了儿子的心，便将儿子想转学之事四处托人打听。
很快，张先生在北京的亲戚打电话来称，他认识一个有点“道行”的能人，叫王跟命，现在是北京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更为重要的是，王主任表示愿意帮忙。
按照亲戚的指点，张先生带着儿子张小涛通过中间人赵某的联系来到北京，并在神秘的钓鱼台国宾馆８号楼见到了王跟命。见张先生把张小涛的学费１５０００元悉数拿出来奉上，王跟命信誓旦旦地说：“办这个事情需要６万元，你回去准备钱吧，中国政法大学和公安大学任你们选，保证本月内给孩子办好。”
张先生一听，来不及回西安弄钱，第二天连忙找亲戚借了４．５万元送到钓鱼台８号楼王跟命租用的办公室里。王跟命不但打了收条，还煞有介事地以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名义炮制了一份“委托协议书”。在这份协议书上，王跟命这样写着：西安学生家长委托协会经贸委给予办理孩子上公安大学或政法大学事宜，具体条件应基本符合上学条件。全部由协会经贸委负责办理，办理时间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前办完一切手续（包括学生入学）。
在这份协议书下面，还盖了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的单位公章。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张氏父子心急如焚地盼着公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一直杳无音信。而此时也已经耽误了去外语学院报到的时间，张先生担心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忙与王跟命联系，王跟命只说还差一道手续就办完了。他们担心王跟命根本没有办理，钱大概也造得差不多了。直到１１月５日以后，他们再给王跟命打传呼，王跟命就不再回电话了。
几经催促，王跟命却再也不露面了。无奈之下，张先生得知王跟命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高挑美女，二是喜欢到高档饭店吃饭。张先生只好通过中间人传话，要在一家高档酒店宴请王跟命。王跟命得到消息后竟然如约前往。最后，张先生在一家高档酒店将王跟命扣住并扭送到了派出所。
到了公安机关，王跟命才坦白说：“我没有办理孩子上学的事情，我也根本没有能力办这事，我收下钱只为周转资金。”至于资金的去向，王跟命拒不交待，只说被自己挥霍了。其实，他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是，他之所以骗钱，是因为他答应给情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