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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
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
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
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
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
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
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
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３０年的努力，
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
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
的悲哀发挥了作用。
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
《空罐》。它描写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
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
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
极其残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
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
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１０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
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
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
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
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３００人，这是从８月９日到１０月开追悼
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
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
下。”
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
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每个班由任课教师念学生们的名字。任课教师被炸死的班，由同学期的教师代替念该班
学生的名字。念到每个人的名字时，活着的学生们之间总要发出一阵惊讶声。过了一阵，惊
讶之声没了，我们丧魂失魄一样垂头丧气地坐在长靠椅上。三面墙壁前面坐着死难的学生们
的父母。追悼会开始之前，那些父母们就眼泪汪汪。流泪变成鸣咽，学生们向坐在中央的父
母们走来。原自言自语地说：太让人伤感了，她这句话在每个人心里唤起往日的记忆，如实
地表达了大家的心境。
从礼堂去了教室，她们边说着话边到各个教室，同年级生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少
女。“大木问大家：‘还记得她么？就是总带个空罐的绢子。’野田问：那空罐是怎么回
事。大木说：‘那空罐里装着她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每天都带来。’啊，我不由得叫了一
声。原来那姑娘就叫绢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啦。我还记得，她把双亲的骨灰放在手提式书
包里来上学。她把骨灰放在没有盖子的空罐里。怕骨灰撒出来，罐口盖上报纸，用红绳系
好。她一落座就从手提式书包里拿出课本，然后双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课桌的右边。一下
课她就把罐子捧进书包，然后回家。起初，我们谁也不知道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她也不想告
诉别人。遭轰炸之后，我们说话不直率的事多起来了，因此，尽管挂念这回事，但谁也没
问。她捧那罐子时手指的动作十分优美，就更不想问个究竟了。”有一天上课时受到教师责
问，这时她才说，父母被烧死，从废墟拾到的双亲遗骨，还没有办埋葬手续，所以只好提来
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独身，现在当小学教师。她身上还有挨炸时嵌进去的玻
璃片，最近开始感觉疼痛。在朋友的记忆中，这位提着双亲骨灰罐的绢子，她本人内心还有
另一个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记忆。
“并没有看清遗体，爆炸的闪光冲击了头部，整个人都熔化于光中而什么都看不见了，
就在这眨眼之间看见了T老师，当时他对绢子张着大嘴在喊。喊的什么当然无法听清。也许
仅仅是喊叫，但是绢子却一直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师最后喊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据说，绢子明天入院。绢子脊背上长达３０年的玻璃片，这回
总要拿出几个来吧。无影灯光中拿出来的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着什么光彩呢。”
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这在作品中已有伏线的叙述，从而成为读者共有的知识。
“‘人的身体可真出好东西啊！’大木这样说。因为据说四、五年前就从大木的背部取出一
块玻璃。医生割开皮肉取了出来，原来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结结实实的一个疙瘩。四、
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圆圆的，包得像颗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进入人体的玻璃片包起来，经过人的肉体劳动，如果说这就是更生的暗喻，
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体组织从这类近乎残酷之处更新生长，向着生命所指的方向，
发展下去，如此想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归根结底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长崎挨原子弹
轰炸之后，立刻把双亲的遗骨收进罐里，自己身上一直带着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３
０年后才动手术，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女教师相联。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这３０年过程之
中，非哀的资产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而且不仅如此。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才饱尝了那里的悲惨，凭这两句话就足以给对
方强烈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的呼声。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长崎原子弹惨祸的明确证
言，同时也是今天核状况之下，我们是否能活着走向未来而发出的表明这一希望的声明。它
是至关重要的声明。由单个传达于全人类，渴望更生的这一声明之中，我们能听到全人类正
在走向毁灭，以及不愿开倒车的甚嚣尘上的不协和音。
今年５月，和几位有代表性的法国文化人谈过一次话。其中有哲学家杰克·德利达·埃
特格尔·莫兰，作家有参加过国际笔会的阿兰·罗布·格里叶。和美国作家们谈的一样，我
如果是发表对方所写的文章的人，和他们直接的对话是：我不把他们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
之中。因为我想到，他们各有独自的文体，如果引用得不够恰当，就不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
思想，甚至妨碍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为和他们直接谈话，在这个光源的映照之
下发现新的侧面，再回到他们的著作上来予以重新审视，这倒是常有的事。从这个角度重新
介绍他们的工作也往往有之。这首先是我必须重新阅读他们的原作的良好契机，也是难得的
机会。和德利达他们起居与共地谈了３天的话，是在举行日法文化最高级会议时进行的。和
国际笔会一样，因为已出版正式记录，所以详细情况就请参照它了。这里我之所以想把和前
面所谈的有关课题概略地谈一谈，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给予支持或持好感的
法国文化人们，对核状况的认识和对保有核武器的态度的某种一贯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联系日本效法西欧力求现代化的历史，把广
岛、长崎的经验作为主题之一。与此相对应，法国与会者们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况为主
的发言，因为从现在欧洲的核状况的紧迫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谢。特别
是站在个人立场以核状况为中心的发言，会议主席团为了进行非公开性总结的讨论，从东京
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车——座位能够转动，而且车里通道也宽敞，谈话非常方便的汽车
——里也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
德利达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别是被介绍到我国的情况，给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会议上
答复听众的质疑时，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态，俯就对方的语言和论理的水平，然后又提到
比自他两方都高的论点——比如就语言来说，把“脱离构筑”一词提高到能够活用的地步—
—加以阐述，我对于此人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以沉郁的表情和我谈了他读了我给
《Atomicaftermath》写的序文之后，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对核的批判”座谈会的大
致情况。我认为，一方是以最近美国电视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引发的、群众大规模的核
讨论，十分热烈；一方是敏锐的学院派头头脑脑们，以他们的方法来思考核问题上，同样搞
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开头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话再一次写在这里，那就是
对于德利达自身来说，包括法国保有核武器在内的核课题也是“此项待续”，也就是还有不
少。
至于埃特格尔·莫兰，我从他的《加里福尼亚日记》上读到他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
把世界儿童从恐惧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索克博士的对话，特别是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