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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奇 作者: 王光美-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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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源源,即刘源,刘少奇的儿子。、亭亭叫到身边,亲切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人民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有过火行动。你们要千方百计地理解群众,绝不能有任何对立情绪,要经得住委屈。”“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只要你们在人民中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他们会了解你们,爱护你们的。人民最终会信任你们,人民会做你们的父母!”正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人民把温暖带给了他们,指引、培养了他们,人民确实做了他们的父母!

  回顾我们党的光辉战斗历程,党就像一条巨大航船,曾飞速行驶,也曾迷途搁浅,可她终于战胜了一切敌人和困难,把我们载上正确的航道。轮船经常需要检修、保养和爱护,这不仅仅是一些技师、工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否则在逆流风暴中,会翻船的。早在1943年,少奇同志就说过:“共产党永远不怕真理,永远不怕告诉群众以真理。即使这样做对我们暂时不利,也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我们党才更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我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走上光明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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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华中》读后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4日。王阑西撰写的《驰骋中原——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华中》一书,由北京出版社于1984年10月出版。(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驰骋中原——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华中》,记述了1939年1月至1942年3月,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和华中局书记期间,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方针,夺取历次反“扫荡”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胜利。这些史实反映了少奇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同时又善于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领导艺术,对我很有教益。我想,这本书对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以及研究党史、革命史的同志,也是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老实说,关于少奇同志这段经历,如此大量详细具体的材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少奇同志很少讲他自己。1948年夏天,同少奇一起散步时,我曾要求他说说过去的革命活动。他很严肃地回答:“不要由我的过去了解我,应该从我今后的工作了解我。”当时听了,我挺失望,也很感动——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不向自己的亲人表述自己的功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从此,也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

  但我还是想多知道少奇同志的一些革命活动。后来,我不仅特别注意听他和老战友们的谈话,还留心收集和保存他的手稿,甚至连他写下的片纸只字,我也舍不得丢。为做好他的助手,也为了解他的过去,我还注意阅读一些革命斗争史料。尽管如此,少奇同志对革命的贡献,特别是具体情况,我仍然知道得很少。现在,我更喜欢阅读或聆听老同志们谈论有关少奇同志的情况。这本书和其他同志写的文章,所以这么吸引我,原因也就在这里。

  1943年春,少奇同志向党中央写过一份《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现在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的是其中一部分。原稿约5700多字。手稿“文革”前一直保存在我手里,前两年我完整地交给了中央档案馆。这报告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就是《驰骋中原——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华中》中写到的那段历史时期的工作总结。读了这本书以后,我重新学习了少奇同志的报告,又有不少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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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6期。——重读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感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刘少奇选集》(下卷)出版前,我又重新阅读了少奇同志的一些讲话记录、文章、手稿等,篇篇引起不少回忆,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再学习这些文章,我对少奇同志的思想、品德和作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我反复读了几遍,这篇即席发言深刻生动、语重心长,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不少观点、提法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召集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参加的4级干部会,习惯称为“七千人大会”。根据毛主席指示,会议由多年主持党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主报告,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报告的内容,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调查研究共同商定,以后又反复征求有关方面的各大区负责人的意见,由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多次讨论修改,字斟句酌,最后送毛主席审阅定稿。会前,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代表中央的报告已印发,不必在会上念了,你口头敞开讲讲,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少奇连夜写了发言提纲,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提到不少事例,有些新提法是未见诸书面报告的,但也都同毛主席和一些负责同志谈论过。“讲话”正确分析了形势,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了客观规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勇于承担责任,找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突出讲的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问题。

  少奇同志这篇讲话是来之不易的。

  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与会同志对全国形势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经毛主席几次直接给农民写信和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和批评,“左”倾错误已得到纠正,群众生产和生活已大有好转。另一种反映则是退赔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出现了以“一平二调”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对农民进行退赔。问题远未弄清,农村情况还很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尚未过去。各有各的材料、依据和数字。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必须掌握真实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因此,在会上党中央、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

  会后,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彭真等同志先后带头下乡蹲点搞调查。离广州前,少奇同志约了中南局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谈话,说这次去湖南乡下,我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1961年4月1日到5月16日,一些同志和我曾随同少奇同志到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少奇同志走家串户,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大、小座谈会,查看山林、水塘、屋场、食堂、病院、集市、水库、社队企业……工作人员则进行家访,或参加田间劳动。前后44天。

  调查是为了认识世界,加以分析,找出改造世界的办法。少奇说过调查研究的目的有3个:一是了解中央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够不够,出现什么新情况,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使它完善;三是要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应订些什么新政策。所以,关键就在于敢不敢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首先得从实际出发,弄清什么是真实情况。而了解实情,有时在有些地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次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搞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常常遇到这样的单位,负责人护短,特会来事,处处迎合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或写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少奇同志在一个大队调查时,总支书记的汇报背得头头是道,田土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样样都说到了,总之是“形势大好”。至于民情、灾情、退赔……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这位总支书记曾是劳动好手,很能干,报上只讲好,不讲缺点,她被吹得飘飘然,加上“左”倾思潮的影响,自以为“路线觉悟”高,正确的话反而听不进去,干部、群众有意见也不敢提。当少奇同志找受过打击的干部谈话的时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处门前闹,说:有人妨碍生产。继而又到公路上叫骂。少奇同志仍约她谈话,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摆事实,讲道理,劝她“不要图那个虚名”。最后,她终于心服口服,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出了她虚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所以,少奇同志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看来要了解真实情况,有时得经过曲折的斗争,这需要有充足的勇气!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听取干部和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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