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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少奇同志经常主动去看望她，她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少奇同志和庆龄同志不仅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还互相提出意见，在政治上彼此关心。
1951年冬，少奇同志到南方。我们在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第二天，庆龄同志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很热情，并亲自为我们煮了咖啡。她开口就表示感谢少奇同志去中山陵。我惊奇地问：“我们刚刚去过，您怎么就知道了？”她笑了笑回答：“中山先生的老警卫员告诉我的。”少奇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庆龄同志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当时我注意到，她讲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神情、语调都明显地流露出对我们党无限的钦佩和信任！随后她约我们同往虹桥俱乐部散步。我们在大草坪上边走边谈，间或在长椅上坐坐，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如同一家。
1952年底，庆龄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短住。她很想见见斯大林同志。正巧少奇同志也在莫斯科，向斯大林特别介绍了庆龄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建议斯大林同志会见她。斯大林同志欣然允诺。
少奇同志专门去看望庆龄同志，我们一起看电影，打台球，愉快地共度了一个下午。少奇同志告诉她，斯大林准备很快会见她。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
可能就在第二天，斯大林热情地会见了她。
北京解放后组织中苏友协筹备会，主任是庆龄同志。原准备由她担任会长。但后来党中央考虑两党两国关系复杂，怕她难处，所以在友协正式成立时，由刘少奇同志任会长，庆龄同志为第一副会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的政治分歧逐渐明朗化，少奇同志才向她作了说明。她很谅解，并感谢党对她的体贴。庆龄同志从来就是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职务地位、名利待遇。
庆龄同志从20年代起就支持共产党，解放后她一切按党的决定办，尽心尽力。她曾经说过：“国民党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共产党能团结全国人民把中国搞好。社会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因此，她一直热爱我们党，并在后来要求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
1957年4月到上海时，我又陪同少奇同志去看望她。少奇同志与她谈起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庆龄同志立即点头表示非常赞同这一见解。少奇同志又说：“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庆龄同志兴奋地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她稍停片刻，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少奇同志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又是在上海，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去看望庆龄同志。少奇同志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庆龄同志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我注意到她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当时我和她一样，深感遗憾，我甚至还觉得有一丝歉意。今天想来，党中央的考虑是正确的。但当时的情景和她的泪花一直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
确实，我们党把她作为党内负责同志看待，一切大事都告诉她，并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少奇同志曾对我说过：“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庆龄同志一向敬佩毛主席。在她北京和上海住所的客厅里，一直悬挂她亲自选择的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像片。毛泽东同志的像片都是生活照，显得十分亲切。她对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和几位大姐都非常尊重，他们也敬重和关心庆龄同志。少奇同志处处注意庆龄同志的生活习惯，每次去她那里都事先用电话联系，征得她的同意。请她参加活动或会议，也一定先嘱咐秘书和有关同志询问她的健康状况与本人意愿。大家都见到过，在公开场合，少奇、恩来同志经常让她先行，并搀扶她起坐行走。
1963年，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4国。行前，我写信向庆龄同志请教应注意些什么事。正巧她身体不适，却立即自拟一张单子，满满地写了许多注意事项，还派秘书向我详细解释。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过肩关节周围炎，肠胃也不好，因此特别嘱咐我，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一切，我心里还充满感谢之情。
庆龄同志生活朴素，她的住所的客厅不大，干净、简朴、高雅，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这一切，与女主人的气质十分相称。卧室也很简单，只有几件老式半旧家具和一架钢琴。日常衣着虽然很整洁，却并不轻易做新衣服，旗袍、上衣瘦了，在夹缝里接一条，再穿。可是，每次会客，她都很注意服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因她在北京的原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大安静，1960年，组织上给她调换了一所住所。房子刚粉刷过，有些潮湿，引起她的关节不适。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本有决定无论哪一级干部都不许盖住房，但考虑到庆龄同志的特殊情况，决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处新居。并派人带了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少奇同志叫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她向有关同志尽量谈出她的需求。庆龄同志很快回信谢绝道：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她一向严于律己，直到她去世的那天，还住在这座房子里。
庆龄同志待人诚挚、体贴，她曾经告诉我，她年轻时最喜欢读文艺作品，也酷爱音乐。她几次说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还轻声地告诉我，她煮的咖啡香极了。因那几年我常在农村工作，没能学成。遗憾的自然不是学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学习的机会。
5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对我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并又加上了一句：“她非常爱孩子。”从此，我们的孩子经常给她写信，还把图画、手工寄给她看。她在北京期间还约我带孩子去看望她。她总是把孩子拉到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孩子们也无拘无束，给她表演节目，请她看作业、成绩单，甚至学舌。有时孩子学着大人谈话中的英文词，那笨笨的发音，逗得她高兴地笑出声来，满屋子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每到圣诞节、新年前夕，孩子们就自动给她制作贺年片、画画、写幼稚信，她十分喜欢。来信说：“你们送我的东西，因为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大些的孩子经常向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甚至把日记寄给她。她每次复信都很认真，充满感情，鼓励孩子们上进，还赠送每个孩子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6岁的平平写信给她，报告了放假期间到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的感受。庆龄同志第二天就给平平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赞扬平平做得好，并在信尾亲笔签了“宋妈妈”3个字。在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了40年的老保姆告诉我，直到前些天她在重病中还念叨平平。
每年，庆龄同志和我们都互送一些照片或小礼物。她出访归来，总把一些纪念品转送我们留存。有一次，我们去看她，少奇同志风趣地说：“你老是送给我们东西，我没有东西回送，怎么办？多不礼貌！”庆龄同志笑着回答了一句：“孩子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们都爽朗地笑起来。我们相聚相处，常常谈笑风生，甚至颇有戏剧性。为了克服口音带来的困难，少奇同志就让庆龄同志说英语，我翻译过来，少奇同志也偶尔用简短俄语来表达。谈话中上海话、湖南话、普通话相间，又加上点儿英语、俄语，很有趣味。……
回忆起来，庆龄同志给我们的关怀和鼓励，远比我们给她的要多得多。
1966年12月底，少奇同志和我已处于逆境。出乎意外，我们收到了庆龄同志给几个孩子的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一切似乎与往年一样。看到庆龄同志熟悉、刚劲的笔体，看到无比亲切的“宋妈妈”3个字，我脑海里不禁联想起一件感人的往事：1932年，少奇同志离上海到苏区工作。何宝珍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少奇同志的儿子毛毛流落街头，含辛茹苦。1935年左右，正是党最困难的时期，有人曾以少奇同志儿子的名义，向宋庆龄女士申请救济。庆龄同志明明知道少奇同志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工人运动的领袖，却不畏白色恐怖，亲自批准按月发给抚养费。直到20多年后的1958年，少奇同志和我才听说这件事。尽管这笔钱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