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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6年、1997年、1999年的书面发言和1998年的记者招待会上都谈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这是我这几年来从事的一项社会扶贫工程。
“幸福工程”已创立5年，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而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到1999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7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9587万元，救助贫困母亲65万人，惠及30余万人。“幸福工程”还向各项目点免费发放了价值280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帮助贫困母亲治疗常见妇科病。受助贫困母亲依靠1000…3000元的小额资助以及各项配套服务，经过1…2年的辛勤劳动，绝大多数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能达到或超过当地平均水平。她们还积极参加“幸福工程”的培训、义诊活动，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转变，许多人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有的被选为村、乡、县级干部或人民代表。看到她们的变化，我深感欣慰！
“幸福工程”取得了这些成绩，主要因为：
一、同国家的扶贫开发战略相结合
“幸福工程”始终以贫困地区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创立之初，我国有8000万贫困人口。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国还要解决1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配合国家扶贫计划，“幸福工程”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救助模式，即“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小额信贷的扶贫模式，符合国家扶贫的大思路，有利于资金直接进村、到人，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下发通知推广这种做法，对“幸福工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今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年，“幸福工程”要把中西部的贫困母亲作为重点救助对象，继续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二、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幸福工程”把每年5月的母亲节定为全国“救助贫困母亲活动日”，开展系列宣传、募捐活动。在宣传“幸福工程”的同时，弘扬了扶贫济困、回报母爱的传统美德，使得人们更加关爱自己母亲、帮助贫困母亲，从而报效祖国母亲。这对于纯洁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正面的作用。中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把“幸福工程”列入今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广工程。
三、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相结合
“幸福工程”优先救助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中。通过调查发现，凡是开展“幸福工程”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大都有明显进步，群众中“早生、多生、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被勤劳致富的热情所取代，许多年轻夫妇推迟生育，许多受助母亲主动放弃第二胎的生育指标。计划生育战线的同志反映，在开展“幸福工程”的地区，计划生育这个“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不再难了。
四、同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在“幸福工程”的项目工作中，贫困母亲作为签约人，直接同管理机构签订帮扶协议，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对贫困母亲进行科技实用技术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培训，帮助她们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由于母亲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她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后代的素质，也影响着民族的未来。由于母亲素质及经济、社会地位全面提高，家庭经济状况好转，许多辍学儿童重新走进课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区环境都有了改善。
“幸福工程”正在为我国的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微薄的但又是积极的贡献，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幸福工程”是在国家不投入资金的情况下，依靠海内外各界的捐赠来实施救助的。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募捐和筹资环境并不好。这些年，“幸福工程”把所募资金的85％以上都投入到项目救助工作中，而自身却因管理经费不足，难以培训、引进人才和进行有力度的宣传；管理力量和水平跟不上迅速扩展规模的要求，管理人员待遇低，大家是凭着觉悟和事业心在忘我工作。总之，“幸福工程”发展后劲不足，尚未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正在努力调整我们的一些做法，力争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幸福工程”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幸福工程，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把这件利国利民的事办得更好。
（2000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五）
“幸福工程”是以户年均收入低于国家或省级贫困线的母亲为救助对象，以开发其劳动能力和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扶贫工程。它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小额资助，帮助一位贫困母亲因地制宜地选择生产项目，制定还款期限，完成脱贫计划。然后将她的还款贷给下一位贫困母亲。其资金来源依靠社会募捐和吸纳部分国家扶贫贷款。工作机构是在国家计生委领导下，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具体承办，依托计生协的成熟网络开展工作。实施8年来，“幸福工程”已累计投入资金18亿元，救助贫困母亲125万人，惠及家庭人口近60万。向受助母亲们提供了价值1300多万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科技文化用品。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全国——省——项目县三级管理网络，在管理上比较规范了。
在我国贫困人口中，母亲是最贫困的群体之一。她们缺乏经济来源、文盲率高、健康状况差、社会地位低。“幸福工程”正是在国家大扶贫的行动中，为这一特殊群体做些事。我们在为贫困母亲提供一定生产资金、帮助她们脱贫的同时，还会为她们做些最基本的健康检查，并安排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只有母亲脱贫了，才谈得上提高全家生活质量，也才有条件供孩子上学。具有一定卫生常识的母亲，才会培养出更健康的孩子。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帮助贫困母亲关系到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
“幸福工程”帮助过的贫困母亲，总体脱贫率在85％以上（按还款率统计），少部分达到富裕。1995年4月，“幸福工程”在第一批项目点贵州普定县投入资金10万元（加上配套资金，共20万元），到2000年5月，资金到期全部收回（扣除1万元治病、培训和当地工作经费）。所救助的619名贫困母亲，其中248户脱贫，占40％；19户达到小康水平，占3％；290户解决温饱，占47％；62户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占10％。受助母亲的人均收入由被救助前的200多元增加到1160元。四川省“幸福工程”组委会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积极争取国家扶贫资金，7年来累计投入1635万元，在53个县对1万多名贫困母亲实行救助，惠及家庭人口4万多人。该省通江县陈河乡的贫困母亲谭家珍，救助前欠债400元，人均年纯收入只有412元。“幸福工程”资助她1500元，养羊两年后，人均年纯收入达1950元，不仅还清了债，还存款500元，按时归还了“幸福工程”资助款，提前交了当年农业税。江西上犹县的赖平香，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从1997年开始养猪，几年来，她家从一个欠债几千元的家庭，变为当地的养猪大户，建起了庄园式养猪场，年出栏猪数百头。赖平香也被县、乡评为“养猪状元”、“种养能手”。
因为我们优先救助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对改变贫困地区的生育观念，推动当地的计划生育工作都发挥了作用。在计划生育系统被誉为民心工程、形象工程。
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的办法扶贫，效果好，资金落实，但做起来很辛苦。从选生产项目，审核救助对象，与受助母亲签协议，培训、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到其脱贫还款，每一步都要到位。“幸福工程”这几年的工作，有些成绩，被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列为扶贫开发、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等方面的推广工程，但问题还是很多，主要是筹资困难。今后，我们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形成规模，降低成本。比如我们在已完成考察的河北承德县和甘肃古浪县各投入50万元，分别实施大棚蔬菜种植和肉鸡养殖项目。这样的项目很多地方都在向我们申请。为此，我们还要努力筹款，争取早日落实。同时视筹资情况，在以往搞得好的项目点增加投入，扩大救助面。另外，就城市失业特困母亲问题，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搞了一些试点，通过就业培训、兴办社区便民服务项目等，帮助城区失业特困母亲解决生活困难。但这方面工作还不够成熟，我们将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争取有所作为。
总之，“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规模不大，但8年来踏踏实实在做些好事，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监督。这是我们得以为继的基础，非常感谢，并期待着大家更多的帮助。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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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小传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出生于北京旧刑部街32号。当时，其父亲王治昌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高兴地为爱女起名“光美”。
王治昌，号槐青，清光绪二年（1876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县。他自幼熟读经史，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改读商业专科。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既是他留日的同学，又与他结为金兰之交，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
王治昌回国后，曾先后在天津高等师范学堂、商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学校、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