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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
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
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
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
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
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
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
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
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
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
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
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
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
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
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
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
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
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
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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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淘记事
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
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
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
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
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
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
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问，他的
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
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
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
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
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
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
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
……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
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
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
哎呦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
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C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
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
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
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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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
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问
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
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
祖更足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
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
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
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
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
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
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
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
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
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
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
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
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五
十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
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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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
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
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
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呜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
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
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
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
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
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
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
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
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
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
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
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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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
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
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
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二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
二斤。我父亲还说……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
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
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九十岁了。
我：九十岁了！
他：啊，九十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九十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
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
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
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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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王鹤呜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
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呜
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
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
体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