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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
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
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
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
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
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
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
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
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
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
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
了十工农场，厂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
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
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
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
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
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
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
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
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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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
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
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
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
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
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
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
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
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
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
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
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
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
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
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
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
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
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
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
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
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
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
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
西死掉的。对了，董坚毅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
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
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
·4·
上海女人
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
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
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
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
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他当烧
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
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
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
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
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
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
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
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
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
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
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
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著着煮着就成
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
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
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
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
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
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
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
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
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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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
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
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
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
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
“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
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
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
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
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
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
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
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
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注1）原粮不能提
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
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
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
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
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昧的！那意思是
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
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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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
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
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
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
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
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
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
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
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
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
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
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
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
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
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
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
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
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
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
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
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