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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的计划制定得很好，现在需要全力以赴地付诸实现。瞧着吧，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在这里，你肩上的担子将是很重的。但对你来说，这也是出去独立工作前的极好的实践机会。”
“谢苗·伊万诺维奇！工作我不怕，只是作为侦察员我还缺乏经验，我会犯很多错误的。所以，请你多多指点，不要客气，我不会抱怨的。”
“你，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有什么不知道的尽管发问，也不要客气。我没去城里之前，随时乐意帮忙。如果需要一个人单独做出决断的话，请记住‘三思而后行’的原则，如果没有时间去分析思考，需要在一瞬间做出决定的话，要迅速选择出最佳方案，拿出全部精力，以顽强的毅力去实现它。对侦察员来说，最主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惊慌失措，反应要快，要能适应任何环境。要训练自己的灵活性和钢铁般的意志，锻炼记忆力，把一切都印在头脑里，要有冷静的、善于分析的头脑，要求具备的条件是不少。看来作具备这些品质，让这些品质在你身上得到体现和发展，一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员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不过，即使你是哲学家，也要少说话。记住这句民间的格言：‘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
“谢谢你的忠告，谢苗·伊万诺维奇。”
阿法纳西耶夫看了看表，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五分。
“我们只顾说话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时间不早了。你去睡觉，我在三点钟叫醒你。我们同东尼娅一起在你们的土房里吃饭。”
“她一定会高兴的，”马克西莫夫愉快地说，走了出去。
剩下阿法纳西耶夫一个人，这时他把季亚乌尔叫来，问他道：“你有军装吗？”
“德军的？有，我穿着正好，我要装扮成您的副官。为了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我在死背德军的军规和条令。”
“这样做很对，不过现在穿上红军军官的服装，试着进入军事预审员的角色，你将跟尼古拉耶夫同志一起去审问一个德国军官。”
“大尉同志，我从来未干过这个工作，一窍不通。”
“能学会，只是不要慌，不能搞体罚，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这样作。要弄清他的基本情况：军衔，职务，哪个部队的，现在布署在哪里。那里有多少飞机，是什么型号的，总而言之，要搞一个象样的审讯记录。”
“要是他不开口怎么办？”季亚乌尔怯生生地问道。
“如果审讯战俘都不会，你还算什么侦察员？”阿法纳西耶夫回答说。
“我尽力而为。我应该去哪儿？”
“照我说的那样，穿好服装，十三点整到渡口，小尼古拉耶夫将在那里等你，他奉命前来接你。审讯结束后，带上记录，回到基地来。”
“德国军官怎么处置？”
“这由尼古拉耶夫决定。你只是转达我的请求，让护林员再看管他一两天，我们要研究他的口供。”
“一定完成任务。可以走吗？”
“可以，”阿法纳西耶夫回答说。季亚乌尔走出之后，大尉走向木床，解下挂着手枪的皮带，放在散发着强烈于草气味的枕头下，松开领扣，脱下皮鞋，躺在木床上，短大衣往头上一蒙，马上就睡着了。
马克西莫夫回到自己的土屋，东尼娅已经穿好衣服，坐在桌旁调整发报机。她那条受伤的腿放在小方凳上，血透过绷带渗出来，凝结成血斑。看得出，腿上的伤口剧烈地疼痛，因为每当姑娘俯向发报机时，她的眼里就噙着泪水。东尼娅忍着剧痛在擦拭零件，调试发报机。当疼得实在忍受不住时，她不得不靠在椅背上休息几分钟，然后又继续工作。
马克西莫夫走到近前，轻轻地拥抱她，吻了吻她那蓬松的，象亚麻一样发亮的头发，悄悄地问道：“疼吗，东涅奇卡？”
“疼，”她含着眼泪回答道。
“很疼吗？”
“很疼。”
“别哭，躺下休息一会儿。”
“我不想哭，可是眼泪自己就往外流，在你面前我都感到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你的丈夫。这还不算，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所以你应该听从我。出发来敌后之前上级不是这样指示的吗？”
“是的！”东尼娅低声地说，又接着弄她的发报机了。
“我也稍稍打个盹儿，要不走着路就会睡着的。”
“躺下吧，我亲爱的，躺下，你的脸色很不好，”东尼娅看了看他，又接着工作了。
“东尼娅！我同你一切都商量好了的！”
“但是我的工作你干不了，基地上又没有其他报务员。这你完全知道。总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发出消息，阿法纳西耶夫也焦急地盼望着同总部建立联系。”
“这都对，可要是你完全病倒了，就寸步难行了。总之，请别破坏军队的纪律！”
“你对我嚷嚷什么了你知道，如果我喊起来，整个基地的人都会跑到这儿来。给我躺下，睡觉！”
“在这样的谈话之后谁还有什么睡意，太不愉快了！”马克西莫夫放低声音说：“你明白，我是为你担心，我同你还来日方长，如果你这样对待受伤的腿，会发生不可挽回的后果，最后截肢了事。”
“那么，就是说，你要有个没有腿的妻子啦！要是你不愿意，我就一个人过一辈子。当我决定同你一起飞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在这儿，我亲爱的丈夫有可能失去的不只是胳膊和腿，而且还有脑袋，因为我们是肃反工作人员。难道承受敌人第一次打击的边防战士，或者那些还未长胡子的水兵，对了，其中正好还有我弟弟瓦西卡，他们带着成捆的手榴弹扑向法西斯的坦克时，不想生活下去吗？不，他们热爱生活并不比我们差！他们仍然是选择了死，虽然连副博士学位也没有得到。”她挖苦地说了这一番话，又接着修理发报机了。
“东涅奇卡，你真是个性格倔强的人。未必有人羡慕我，但是我很高兴，你有这种性格。于我们这一行，别的性格是不行的。我还是得睡一会儿。”马克西莫关说完就躺在木床上。
“早就该这样，这比跟娘儿们拌嘴好得多。”但马克西莫夫已经听不见这些话了，酣睡的鼾声顿时响彻了土屋。
季亚乌尔穿着红军上尉的眼装，腰间挂着手枪走进护林员的房间时，“消灭法西斯”游击支队的侦察排长，四十岁上下的谢苗诺夫已经坐在桌旁。在他的对面，一个身躯细长而体格健壮的德因军官被绑着双手，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椅上。他穿着空军上校的制服，懒洋洋地伸着腿，两眼恶狠狠地望着窗外。在他胸前的带有云纹的棕色宽勋带上，赫然排列着黑色的铁十字勋章和纳粹党徽，制眼上挂着长长的一排奖章和其他徽章。
谢苗诺夫同季亚乌尔从前曾见过面，这次重逢使他们都很高兴。
“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有急事到支队去了，他委托我来审讯这个家伙。我已经跟他周旋两个小时了，可他一句话也不说。”谢苗诺夫抱怨道。“不过，我是靠字典审问他，据说，你德语很好，试试看，说不定你能让他开口。”谢苗诺夫从桌旁站起来，给季亚乌尔让出坐位。
德国人看见红军军官，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但仍然以原先的姿势坐着。
季亚乌尔看了看他的证件，用德语大声说：“冯·迪特里希上校，你现在是红军的俘虏。我们要审问你，打算招供吗？”
德国人颤抖了一下，急切地说：“我不同土匪谈话，如果我是俘虏，就把我送到集中营去。”
季亚乌尔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点着挂在桌子上方的煤油灯，把通向走廊的门稍稍推开些，对在外边警戒的护林员说：“请把护窗板关好。”
冯·迪特里希在椅子上显得忐忑不安，看得出，他有些惊慌。
季亚乌尔看了看谢苗诺夫说：“把他的手解开。”
“也许不必，他会跑掉的。”
“让他试试吧，我们会象打条疯狗似的把他打死。”
德国人哆嗦了一下。季亚乌尔用专注的审视的目光看着他，问道：“你懂俄语吗？”
德国人沉默不语。
谢苗诺夫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大菜刀，走到这个法西分子面前。
看见刀子，迪特里希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大声地减起来：“你敢杀我？我是上校，帝国陆军的…重要军官，你们要对我的安全负责！”
“瞧，这副法西斯的嘴脸，吓坏了！而谁对我们的被遭杀害的孩子、老人和妇女负责？谁对我们的被毁坏、被焚烧的城市和乡村负责？！”谢苗诺夫满腔怒火，厉声吼道。
季亚乌尔很快地翻译给德国人听。谢苗诺夫用菜刀割断绳子，放开了德国人的手。
迪特里希揉了揉发肿的手指，壮了壮胆子，慢吞吞地说：“让希特勒负责，是他发动了战争。我不过是一个兵，发过誓，履行自己的职责。”
“希勒特要负责，这毫无疑问，但是实施犯罪的是你们，希特勒军队的官兵，”季亚乌尔说。
“如果你执迷不悟，拒不交代，我们就要审判你！”谢苗诺夫喊道。
迪特里希恼怒地大声答道：“你无权审判我，我是俘虏，你们应该送我去集中营，要严格遵守对待战俘的国际公约。”
季亚乌尔翻译完他的话，谢苗诺夫大笑道：“我们将按我们苏联的法律来处置罪犯。”
迪特里希沉默了。
一直专注地审阅迪特里希的文件和日记的季亚乌尔突然站起来，走到俘虏面前严厉地说：“你，上校先生！看来是个重要角色。早在1937年你就是纳粹党员，你用西班牙人民的鲜血换来了铁十字勋章。”
“是的，那是我最好的年华。我那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