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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那里，岛上到处是崩塌的房屋，破碎的瓦砾，荒闲中的人们继续着悲伤和凭吊，唯一忙碌着的是海边的轮船，每天都在附近的海域巡回若干次，收敛不断漂浮上来的尸体。那些肿胀的身躯，破破烂烂，像一封封来自彼岸的回执信。观光客早已敬而远之，只有少量到访者，焦急地在海边奔走，打听失踪亲人的下落。那一次我随身带着照相机，并且不能免俗地拍下了眼见的所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这里的伤痛不是我的，始终与我无关，也不会因为拍摄下来，就与我产生联系。终归还是有一种猎奇的心理，照片甚或作为炫耀。
可是一切都因为那个夜晚变得不同。坐在网吧写邮件，忽然店主喊道，海啸来了。旋即就跑得不见踪影。我们来到大街上，人很少，只有几个惊慌失措的金发女孩，和我们一样不知该往哪里逃。我们跟上两个皮肤黝黑的少年，他们面色沉着，不懂英语，似乎是当地人，一路来到海边。他们跳上一只简陋木船，发动马达，放掉缰绳。我和Y冲到水里，朝他们呼喊。这时的大海，已经鼎沸，滚滚黑水向岸上涌来。一个浪扑过去，我们已经有半个身子浸在水里。挽在手里的挎包，被水泡着，越来越沉，简直就要提不动了。两个男孩起初并不打算救我们上船，继续向前开了一段，其中一个动了怜悯之心，二人起了争执，船又停下来，远远地向着我们抛下绳索。
我们被拉上船。他们丢过来救生衣，又拿一块结实的厚毡布给我们披上，就这样开始在茫茫大海中前行。抬起头，看到月亮，圆得几近挣裂。三月二十六日，我忽然记起这一天的日期。距离东南亚海啸过去整整三个月。月圆之夜，潮汐汹涌。这个被忽略的事实正在悄悄地展示它的魔力。
记起日期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潮汐冲破了柔韧的皮肤，闯到身体里面来。海浪翻涌，漫沸，与之相比，外面世界的喧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一种腥咸的味道在扩散。起初以为是打在脸上的海水。可很快便知道，不是。是更迫近和亲切的气息。从青春期以来，就很熟悉。
月经。潮汐。身体的周期和自然界深深印合，一切都是真的。我看到被打开的自己，像稀薄的雾气，悬浮于海面。
在一条颠簸的木船上漂流，生死未卜。月经突然而至。从未这样强烈地感觉到它，甚于初潮时的震慑。我微微起身，把那条金棕色、湿透的裙子拉展开，在身下铺好。没有卫生巾，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现代文明带来的羞耻心。此刻已经消失殆尽。只有一种原始的依恋，对身体。和以往经历的月经周期不同，内心没有任何杂音，也不躁郁。只是坐在那里，静听体内和体外的潮浪交汇。
第一次，生出一种写作的责任心。在此之前，是没有的，从未想过用写作去影响或者改变别人。认为责任感之于写作，是虚妄的。可是此刻，我被一种责任感紧紧地抓住。它让你看到，自己与世界之间，有那么醇厚的联系，不可放弃。也无法放弃，没有这样的权利，你不属于自己，而是和月亮、潮汐一样，属于自然界，或是更遥远和不可知的能量。
责任心，是在旷阔的空间里，找到了你自己。必须这样做，做下去，因为别无选择。生活的责任心，写作的责任心，都是如此。
不再害怕，扑过来的海浪有了热度，觉得温暖，和身下的血，来自同一个地方。
在安达曼海上，度过了整个夜晚。天亮之前，海水渐渐平息，也许因为，这是另外一片海洋。我们安全地到达一个小岛。
岸上等着我们的，是一片新天新地。在小岛上，我看到穿裙子的男人从庙堂里缓缓走出来，看到女人们坐在房前的吊床上，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两个男孩用摩托车载着我们，一前一后，在螺旋状的盘山公路上疾驰。四周都是浓密的植物，婉转的鸟鸣在暗处，雾霭从土壤中升起来，有一种蒙昧的香甜。我们很轻易地忘掉了海啸的事。这里太闭塞了，连灾难也无法抵达。
忽然转头发现，身后那辆载着Y的摩托车不见了。我被男孩带到山顶的某处荒弃了的房子里。几根残存的柱梁上，也挂着白色的吊床，地上有碎散的烟头，也许是年轻人聚会的场所。男孩意欲对我不轨，我激烈地反抗。他害怕我大声喊叫，只是一次次靠近，试探我的反应。我愤怒地挣脱他伸过来的手，嘴上还在徒劳地劝教，用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神明、父母、善良……我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唤醒良知的词语。我甚至捏起了血迹的裙角给他看，希望月经可以激起他的厌恶。可是显然月经在这个部落里，不是禁忌。他对此几乎是漠视的，只是继续着他的进攻。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力。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描述彼时的心情。恐惧，痛苦，悲伤，愤怒……不是，不是这些。我似乎在思考一个更遥远的问题：如果失身了，那么它意味着什么？我是否要隐瞒这一事实——也包括对Y吗？我甚至想起了美国女歌手Tori Amos，她曾被一个黑人强奸，这件事成为她音乐道路上的转折，影响了她此后的作品的风格。早先对她那种没有道理的喜欢，也许在今天之后，有了解释。
那段对抗的时间，非常漫长。长到我几乎已经接受了失身这件事。挣扎只是一种本能，如果Y没有及时出现，我也许就要抵御不住了。先前在船上的时候，确切获得的一种生命的责任感，竟那么容易丢弃。我以为自己获得了一种和自然界打通的能量。可它很快就消失了。
不早不晚，男孩载着Y从远处驶来。Y喊着我的名字，跳下摩托车，奔过来抱住我。她抚着我蓬乱的头发，无限怜惜。“我没事。”我对她说，眼圈一下红了。 “我也是。”她说。我们相视一笑。两个男孩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纠缠我的男孩就从吊床上站起来，走出去很远，独自抽烟。
后来Y说，那个男孩也想对她做什么，但显然是太羞怯了，Y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拼命摇头，他便放弃了。Y心里惦记着我，又与他说不清，只好用树枝在沙滩上画，画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看懂了，带着她来找我们。
这时已是天光大亮，所有属于夜晚的邪念渐渐被驱散。但他们似乎心有不甘，只好这样僵持下去。我们掏出湿透的钱包，给他们钱。所有的都拿出来，任他们取。他们商量了一下，载我的那个男孩抽去一张，一千泰铢。他看看我们，又看看那沓尚未被收回的钱，终于又试探着伸出手，多拿了一张，然后示意我们，够了。旋即腼腆地笑了。他其实对于索求，始终是羞涩的。
他们又恢复了和气。我们便问从这里如何去普吉岛。“普吉岛”这个词，是我们语言的唯一交集，他们听懂了，让我们上摩托车，虽然心有余悸，但这似乎是下山的唯一办法。我们害怕再分开，坐在摩托车上，一定要牵着手。那其实非常危险，车速如果不一致，就会跌下来，或是连人带车翻进山谷。男孩似乎有意戏弄，他们调整摩托车之间的距离，时而靠近，时而远离，让我们刚刚碰到的手。再一次分开。
整个下山的路途中，我和Y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对方身上移开。我们无视男孩们的存在，大声说话。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这一句，忘了是她对我说的，还是我对她说的。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努力忘记这次旅行，也许更重要的是，忘记这句越来越飘渺的话。直到Y已嫁作人妻，我将为伴娘的前夕，才又惶惶然地想起。
两个男孩把我们带到码头。早上有船去往普吉岛，我们买了票。时间还早，四人在船舱里坐了一会儿。他们用手势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下船吃点东西。我们本应拒绝，哪也不去是最安全的。可是他们如此热情，我们只好又跟着他们下船，坐上了摩托车。
吃饭的地方就在山脚下，似乎是部落里的食堂。简陋的木屋里，有许多戴方形白帽的男人，缠裹头巾的女人，坐在长条桌旁，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却始终很安静，没有议论。食物并不丰富，包在竹叶里的碎肉和米饭，几乎是冷的，粘硬的糕饼不知是用什么米做的，颜色黄得吓人。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播放着早间新闻。马来语，我们听不懂，只是看到一组画面，大海扑向岸边，人们四处奔逃，房屋倒塌。
后来我们知道，前夜海啸没有来。但印尼发生了严重的地震，苏门答腊岛沉没。海啸通过地震来预报，所以当晚谁都以为海啸来了。
吃完饭，他们忽然又提出在四处转转。我们被带到他们住的地方。房屋悬空，用四根结实的木梁支撑，与湿润的土壤隔绝开采。四周都是疯长的植物，水汽从中升起，环托着木屋。在房前的树林里，我又一次看到她们。那些坐在吊床上的女人。距离上一次看到，只隔三两小时，却仿佛是前生的事。
由于生育年龄早，经历相似，母女两代人，看起来倒像姐妹一般亲昵。她们都很美，目光欢喜，嗓音澄亮。那种美是望不到尽头的，没有人会忧愁它的凋敝。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一些女子，美人有许多，但美丽中总潜藏着不安，焦虑，那些美，很容易就用完了。
在《誓鸟》中，我写到了吊床上的女人，却没有尽兴。未免是太心急，只过了一年，她们的形影还很清晰，没有走远。也许要过很长时间，她们才能走远，并再次走到我的面前。
载我的那个男孩又从木屋里抱出一个婴儿，应当是他的儿子。那个孩子大概刚刚出生不久，没有襁褓和衣服，皱巴巴的褐红色皮肤裸露着，像一块红彤彤的焦炭。他抱着孩子朝我走过来，把他丢给我。然而似乎不是抱一抱这样简单，我想要把他再交还给男孩，男孩却闪身躲开了。对面坐的那些女人，也只是微笑，没有人走过来把他抱走。我只能继续抱着，直到他在我的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