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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相会刺穿自己的胸膛，还有多少人愿意要真相呢？
我也不要关于易红死的真相，我要她回来，回到我想给她的那座花园里来！
酒吧的落地玻璃窗外，暮色中一片惨淡的灰白屋顶，城市寒碜粗糙的一面露出来了。没关系，过些年会跟着那些大都市学着化妆到屋顶的。
“对不起，我还约了人，直接说正事吧。”易兰递给我一张卡片，“你收到的钥匙是银行保管箱的钥匙，登记的名字是韩波，我丈夫，这是号码和银行地址。”
我抓住卡片，目光还在看窗外。
易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钥匙是我姐提前寄来的，她说那天是你的生日，卡片当时从贺卡里掉出来了，我后来才发现，不过很快得到我姐出事的消息。我就没再给你寄……夏先生？”
易兰见我回过神来，微笑着继续说：“经过这段时间，我认为，不管我姐留给你的是什么，你都是有资格得到的。”
我生硬地和她握手，说：“谢谢，再见。”
我出门的时候，和一个有些面善的男人擦肩而过，我想不起来是谁了，回头，那人笑着和易兰热情而礼貌地拥抱在一起。
我空着肚子喝的酒，感觉很不舒服。电梯间旁边有个侧门开了条缝，外面是天台。我推开那门出去了。风很大，天台上没有人，空气寒冷，可并不清新，我吸了一口，胃一反。我又吐了。
我的头抵着冰冷的马赛克墙面，身子佝偻着。内脏抽搐，吐的都是酸苦的水，从脖子到头都憋胀起来，我难受得撞了一下头，久违的眼泪突然被撞了出来。
我哭着哭着笑起来，我对这酒店过敏，来一回吐一回。我慢慢有力量站直了腰，我摘下眼镜擦了擦泪又戴上，这时两个保安焦急地冲过来，一边一个抓住了我的胳膊，“对不起，先生，请离开这里……”
他们虽然措词礼貌，肢体语言却是要架着我强行离开。我挣了一下，手里的卡片掉在了地上，我看着那张卡片，如果我说话，完全可以把它捡起来。可我没有说话，很顺从地被两个唯恐失职的保安架走了。
天还没黑透，那张白色的卡片在深灰的地上。老远还能看得见。
我当然没有办法去打开那只保管箱了。
软弱的我回去接着过自己的日子了。
日子更简单了，除了上课，就是看影碟和书。每个月见一次我的婚外女友，我给她打电话。本来我也没什么朋友，现在老周也不和我联系了，主要是因为我把手机停了。没了手机号码，一个人就从现实社会消失了。
下雪了，腊月才下入冬的头场雪。
周末，我坐16路公交车回家，车上很挤，可出了市区我就有座位了。我到终点站下车，顶着雪走回家去。
今年新栽的腊梅五条细枝上开了三朵花，开了门我就闻到了清冽的香。
我生火弄饭，吃饭的时候炉子上炖着水，蒸腾起的水汽让屋子温暖湿润，水仙还是只有绿叶子，我有些担心买了假的，可凑过去一看中间抽的条头上进出了花蕾，心里很高兴。
从柜子里摸出花生米和半瓶白酒，为了水仙花也得喝一杯。
我说的有道理吗？
我翻着刚买回来的一堆影碟，看喜剧吧，轻松点儿，有助于消化，《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以前买过，被前妻扣留了，又买了一张，再看一遍。
我最喜欢看那段，女主人公一个一个数经历过的男人，数到第二十三个，休·格兰特开始出汗。
我是第几个？
我温柔地笑着问挂在书架上的那枚钥匙。
别生气，你看，什么都可以变成喜剧，包括葬礼，甚至死亡本身。
如果肉体带着全部的过错、罪孽和肮脏的污点死去了，释放出被囚禁的灵魂，难道不是大欢喜吗？
现在不常听到人提起你的名字了，很偶然的一次，我听到有人用“易红二世”称呼另一个女子，我觉得很悲凉。
不管别人怎么理解你的生和你的死，我都能平静地沉默了。
我们不能不低头听某些声音。就像每次回家看父母，总要听他们对我的责备和劝导一样，在他们眼里，我愚蠢糊涂地把人生搞得支离破碎，很让他们忧心。我总是低着头，十指相抵，我忽然发现我这个习惯性动作，像祈祷，也像忏悔。
我也会这样十指相抵地坐在椅子上看着钥匙，想你在那箱子里放了什么。
如果你真的那样做了，像你那位戴宽大眼镜的妹妹暗示的那样，留下一笔菲或不菲的遗产，为此我很不厚道地认为她庸俗，虽然她的打扮谈吐像个知识分子，我很希望我能像我那个善良的婚外女友一样感动地笑笑，可你知道，我这人不厚道，估计我做不到，所以我不敢去打开那箱子。
不过我宁肯相信你只是在那里留下了几片写着文字的纸，上面是要告诉我的话，不关乎任何人任何事，只是你细腻真实的生命感觉。如今那些话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金属箱子里，没关系，别替那些话难过，它们躺在那里，安静地衍生出无穷无尽的话语来回应我对你喋喋不休的聒噪。
我的心以前是颓唐且坚硬的。坚硬得有时油滑尖刻，现在我依然颓唐，但却像融化的冻土，变得稀软无力了。
我觉得这是你留下的痕迹。
春天来了，我买了两株玉兰栽在院子里。很细的干，光秃秃的枝，忽然就开出很大的花来，一株是白的，而另一株却是紫红的。后面那排房子里的老人找我来下围棋，他说白的是玉兰，红的叫辛夷，这花被大诗人王维表扬过的。
我决定在路边栽两排一串红，因为忽然想起，你给我说过，小时候村子里的伙伴儿，常冲着你大叫一串红一串红……
你将随着我喋喋不休的聒噪，在这里复活。
我依然无法断定。是否就是你想要的，但却是我想给你的，一座真正的花园，下面有土，上面有阳光，中间有风，一年四季花开花落……
责任编辑 程绍武
巴拿马诱惑
赵剑平
1
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时。香港国际机场。波音七四七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终于驶入跑道。伴随一声撼天动地的吼声，飞机腾空而起，刺破茫茫的海雾，冲向一片浩荡的阳光。
透过舷窗，袁仁国感觉前方一片眩光，在这片令人眩惑的光亮中，他看见一只黑色的鸟时而箭一样飞翔，时而又折断翅膀一般痛苦地翻转。他问坐在旁边的罗双全，他是他的总经理助理。罗双全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又问后面的周思一，周思一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周思一也摇了摇头，也什么都没有看见。
袁仁国不吱声了。他细细地揉了揉沉重的眼睛。眼睛轻松一些，那忧郁的幻影也在前面消失了。年底了，又要召开股东大会了。他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够入睡，就琢磨董事会报告。每一年这样会那样会的，大多秘书做文章，他发挥一下，就可以有声有色。即使来不及弄稿子，他用他诗人才有的那种秉赋，应时应景，即兴凑一个四言八句，加上超人的记忆力，也能够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但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的报告，从构思到文字，哪怕再苦再累，他都要自己做。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激情的表演，但每一个字，他都要求掷地有声。给股东们以力量和信心。
想到这里，他嘴角禁不住撇了一下，多少带了一点自嘲。
如果可能，他真希望飞机转向，捎着他和他的战友回故乡。
一片蓝色的绸缎开始在脚下舞动。渐渐，这一块轻盈柔软的绸缎越来越沉重，并无边无际地延展出去，跟仿佛洗过的蓝天融在一起。飞机向东，毫不犹豫地扎进这浑厚饱满的蓝，来到太平洋上空。
一切都不可逆转。何况，此次美国之行，先有外交渠道疏通，后有旧金山市政当局响应，惊官动府，还有民间力量的参加，不可能说不去就不去，或者依了母亲的，推迟两个月，过了年再去。再说呢，他也抗拒不了那种诱惑，历史的诱惑，文化的诱惑。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对他而言，只是民国时期几张发黄的报纸，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记载，只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认同。可作为一家特大型企业的掌舵人，却没有看见过自己产品当年获奖的金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种遗憾。更何况获奖的过程那么传奇，而获奖的细节又那么神秘。多少年来，准确地说，还在车间当工人，他听着那些亦真亦幻的传说，实际上就在脑子里开始演绎那个获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合理不合理，荒诞不荒诞，只有老天爷知道。
但这样一种演绎却是可怕的，它不但使一个人的身份属于企业，还使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文化上融入企业，大半辈子过去，他就呆在企业没有动一下窝。这之前，他也曾动过念头，去那个发生故事的地方，证实一下那个空白，结束这种演绎，但总觉得有一堵墙挡在那儿，怎么也越不过去。
一堵什么墙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今年一开春，就像阳光驱逐冬天沉沉的霾气，他一下醒豁过来，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成熟了。是的。茅台酒去年突破万吨大关，终于实现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年的要求。三十多年光景，多少人憋足了劲，一直把茅台这艘古船往前推，才达到了这个光辉的顶点。
登泰山而小天下。现在，他看见了从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
民族品牌是什么呢？它不可能就是一连串的数据。而在这些数据后面，还有中华民族这个巨大的内容，还有生动而又丰富的故事，由无数的人和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故事。它不仅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还熔铸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当年北洋政府组织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展品，据可靠资料记载，重达两千吨，获取金奖的，除了茅台酒，还有其他类别、其他品种，可差不多只有茅台酒才经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