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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说到三比如，易红肯定会说：“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教师生涯还算顺利，学生不讨厌我，因为我说话够酷，但我教给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很主流的，这就是我说的阳奉阴违。
我和那个婚外女友中断一年多的交往又恢复了，打她电话她就来了，我很感激，觉得她很善良。
我给她买了套化妆品，牌子挺高档，她也有点儿感动，抱着盒子说：“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我笑笑，没接着往下说。从宾馆出来我请她吃了顿饭，叫了不少的菜，却没怎么动，都让她打包带回家了。
在学校闲暇的时候，我常拿着那把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钥匙发呆。易红的事情还没有结果，她还应该在冰柜里躺着。
那只是她的身体。当她还在她的身体里面的时候，身体常常让她感觉到分裂的疼痛。我的手摸上去都能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裂痕。我长久地吻她所有的肌肤，我想用嘴唇的热度融化她弥合那些裂痕。
她含混地问我：“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呢？”
我说：“我不想看到你做爱起身后那点厌恶和怨恨。”
她吻着我的胸口说：“我不是对你……是做爱……”
她的长发散满我的身体，我摸着她的头发说：“这就是你的病。恰好我是医生，而且是专家……”
她笑起来，“医生，得需要很多疗程吧？”
后来某些时候，我觉得她真的能好起来。她的身体在我的怀里光滑而柔软，满足快活得像个孩子，只有那个时候，她眼睛里才会泛出粼粼水波一样的微光，和她平素充满魅惑力量的光不同。
那光是从她心里很深的地方照出来的，穿过重重障碍和束缚才显露，所以如此微弱。
这微弱的光如今在那双眼睛里永久地熄灭了。
可她躺在冰柜里的身体依然不得安宁，关于她死因的纠纷还在继续。
最近一次警方找我调查情况是一个月前，还是在确认最后一个电话的内容。从尸检确定的最后死亡时间断定，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安眠药已经进人体内。所以这个电话的内容至关重要。
我的陈述没有丝毫的改变。
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易红的原话，但我认为其他的那些细节，对于我们俩之外的其他人，没有意义。
她说：“对不起，我遇到件事，今天不能见了。对了，我告诉你，花落下来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安静下来，能听见……”
我问她在哪儿，她没有回答。可能她一直举着电话，让我听落花的声音。
“……如果你那儿不安静，就听不见。我累了，想睡会儿。说不定能梦见个花园，我想要个真的花园，下面有土，上面有太阳，中间有风。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有花落，我们俩一块听……”
易红不知道，我有一个基本符合她所做描述的花园。
我买的房子离市区界还有十几公里，是一家从东北内迁的兵工厂的家属房。那家兵工厂后来转民用了。生产发令枪，再后来发令枪也停产了。一厂子的下岗工人都豪迈地“从头再来”去了。好多人开出租车，也有把厂里的发令枪改造了和子弹往外偷着卖的，抓过几次，现在可能没了。卖我房子的这家，男人就是因为偷卖私自改造的发令枪被判了几年，出来后想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
这消息是一个病人告诉我的，他们夫妻俩原来都是那个厂的，他老婆在酒店坐台，他靠老婆卖身钱养着所以心理失衡，难受得不想活，就拿钱来找心理医生救命。他一直说周围的人多艰难，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上有条很深的疤，缺了中指，其余的四个手指也蜷曲着不能伸直。
肿瘤科大夫对癌症晚期病人只能给吗啡和安慰剂，我也一样。我说生存是最大的道德，我还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孩子的培养问题。现在我们成了邻居，那时候他上小学的儿子现在也上了初中，周末我在公交车站下车的时候，好几次看到他拎着儿子的脖领子从网吧里出来。他见我还叫我夏医生，从他跟儿子搏斗的气势上看，他现在活得生机勃勃。
这人带我去看了那座房子。我决定买房子的时候刚认识易红，所以当时买房子跟易红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个院子，想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儿。这里行政区划上归县里城关镇，十年八年估计也开发不到这儿，房子不值钱，我只花了八千块钱，就得到了半亩土地和三间二十年前盖的红砖瓦房。
邻居住得很寥落，很多这样的房子，空着锁着，白天能看见的都是老人，整个家属区只怕要有几千亩地，从我的院子向前看，空旷处是收割后的麦地，一些工人本来是农民，他们见不得地闲着。道路是粗大杨树掩映出的林阴道，向房子两边看，有人住的院子前还有菜地，间或有夹竹桃和大丽花掩映其中。
我开始建设我的乐园，我喜欢这里。
我真的种了不少美丽的植物，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摆弄这些植物的时候就会想到易红，我愉快地一厢情愿地想象着……
可我始终也没勇气真的带易红来。
我带我前妻来，用事实证明我比以前更不正常。易红当然不会把我当成疯子，但我对她的反应没把握。我很害怕她在我的花园里露出平和宽容的微笑。说些得体的感叹赞美的话，和我一起从压井里压出水，浇一浇园子，再扯两句陶渊明或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之类的话。
我的奢望是她在我的花园里，眼睛里也能泛出那微光，从心最深的地方放出来的光。
夏天快过去了，院子墙上本来就有的凌霄今年花开得特别繁茂。这种花被一位女诗人批评过，其实凌霄花给我的感觉却很优雅，也很矜持，甚至带点忧伤，因为它的落花很少残败，依然保持着优雅的花形和淡妆胭脂一样的花色，一如还在枝头。
我说的有道理吗？
假日在家的时候，我一边收拾园子一边在心里说着话，有时候会说出声，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精神疾病的先兆了，但我知道我在给谁说话，我有听众的。
我常常看着那把钥匙想，她还会回应吗？
我一直没有想过，当那回应真的出现时，我有勇气听吗？
元旦前，我被一个电话请到了我醉酒的那家四星级酒店顶楼的酒吧，易红的妹妹在等我，她说她叫易兰。
我走进酒吧，就认出了易兰。她和易红体形五官都很像，但脸上那副宽大的黑边眼镜，让我觉得她们差别很大。她面朝着我，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我走过去，那个男人抬头，我愣了一下，猛然想起是易红的丈夫崔保周。
硬着头皮打了招呼，他的神情也有些尴尬。易兰把酒水单推到我面前，笑着说：“要不是上面有汉语，单看这些酒名，我会以为还在欧洲。”
服务生站在我们的桌前，我看了一眼桌上，就说和他们一样。
易兰完全无视那个姐夫的存在，研究地看着我说：“我姐说你很有意思。”
她的口吻里有让人很不愉快的优越感，我什么也没说，崔保周收起桌上的一沓文件放进包里，端起桌上的酒，说：“来，为易红干一杯，看来她死了，人人都有好处啊。”
他硬充出一种无赖的语气。老实本分的人被命运莫名其妙地耍弄了，他又能怎么样？大概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保持尊严的态度吧？
这次见他，我不紧张了，可我还是觉得难过。
当然没人和他碰杯。我点的酒上来了，我没动，依旧没说话。
易兰说：“你该走了。”
崔保周自己喝光了酒，说：“你怕啥？夏医生比谁都更清楚真相！”他强笑着说，“她不是已经办好了去荷兰的签证吗？她本来是想跑的，有人不让她跑，她能跑出地球吗？跑到哪儿都能逮回来，她得死，死无对证……”
易兰冷淡地说：“请你离开好吗？”
崔保周呆了一下，脸上出现了羞恨无奈的神情，就像是一个孩子无力推倒一棵大树。咬着牙对着树干又踢又踹，最后弄疼的只是自己的脚。
他就这样瞪了一会儿眼睛，易兰和我都没有说话，他哼了一声转身很快地走了。易兰朝我笑了一下。“对不起，”她端起杯子喝了口酒，说，“夏先生，我很欣赏你在整个事情过程中的态度，尤其是崔保周那条受伤的疯狗咬你的时候，你依然能保持高贵的沉默，让我觉得很佩服。”
我端起酒喝了一口，易兰话里透出的些微信息让我感觉她对易红的事情有着很深的介入……我苦笑了一下，“高贵这样的字眼，和我也太不沾边了。我是个软弱无用的平常人……易红的死，最后的结论还是自杀？”
我含着满嘴浓郁的松叶气味盯着易兰。
“是。”她推了一下眼镜，忧伤地笑了一下，“我跟父母说，姐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她得这病有好长时间了。”她停了一下，“其实这话也不错，精神分析学上不是有种说法，性格就是一个人的病，对吗？”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酒，身子一下飘了起来，我看着易兰说：“对不起，我有个问题一直很想问，易红怎么会和崔保周结婚？”
易兰苦笑了一下，说：“为了让她那个自私透顶的已婚情人‘安心’，她就回老家找了个头脑简单好控制的男人结婚，这样病态扭曲的分裂生活过了十年……”易兰点上支烟，喷出口浓浓的烟雾，“你不介意吧？”
我说：“你要是问抽烟，我不介意。”
易兰看着我，眼睛里露出笑意，说：“你真的很有意思。我再多说一句，崔保周拼命折腾着试图指控的那个凶手，也就是那个男人。当然，他被人利用了。”
我没有说话。最后得到的回答未必就是谜底。易兰说的也许是事实，但同样未必就是真相。
如果真相会刺穿自己的胸膛，还有多少人愿意要真相呢？
我也不要关于易红死的真相，我要她回来，回到我想给她的那座花园里来！
酒吧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