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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了她的车，但我没有出现。半个小时后，她打通我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刚从诊所出来，准备去饭店等她。
我一直没有告诉易红这件事。我怕她觉得沉重。当然，我也怕自己表达的情感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我此刻很后悔没有告诉易红这件事情。
如果她还活着。我会说吗？
我又把车开到了高速路口外的转盘处，那晚我就站在不远处的路边。阳光下路边的红叶李开着满树粉粉的小花，蒙了尘，叶子和花原本娇怯怯的样子就没了，风一过，簌簌地落下碎纸屑一样的花瓣。
我骗不了自己。她要是没有死，我多半还是不会说。
电话响了，老周的，他有些鬼鬼祟祟的：“你那儿说话方便吗？”
我说方便。
老周说：“易红的老公刚才找到了诊所，他要见你。你见吗？”
五 戏之二
我和易红的丈夫在一家叫“巴西山度士”的咖啡馆里见面。
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下要了杯咖啡。他早就等在那里了，深蓝西服本白衬衣宝蓝领带，头发也是整整齐齐，我猜他在保险公司或者银行上班。我猜得没错，他递过来的名片上，红色银行徽标和广告语大而醒目，他在洛阳下辖某县的分理处工作，鲜红的广告语下面蓝色的字体印着他的名字，崔保周，一个能说明年龄的很有时代色彩的名字。
他有些紧张，是那种正在经历重大事件的紧张。
我也有些紧张，不知道对方目的难免忐忑。
我们俩好像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
还是他先说话了。
“易红……的事情，夏医生，我认为她一定是被人谋杀了……我……”他的脸因为激动有些扭曲，本来还算清秀的一个男人突然就丑陋起来。
我深呼吸，努力用对诊所病人的平和口气对他说：“崔先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别着急，慢慢说。”
他开始抽烟，垂着头说：“我确定易红不会自杀，她就是自杀，也不会那天死！就是她出事的那天上午，她还给我打电话，让我买点儿人家过冬晒的豇豆角萝卜干，拿真空袋给封了，给她妈寄去，再过两天就是她妈的生日，她妈喜欢吃这些东西，易红可孝顺了，她怎么会那天死呢？”
我突然插了句，“易红女士的父母亲在哪儿呢？”
他很随意地回答：“跟着她妹妹妹夫在荷兰呢。”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钥匙之谜我解开了一半。
“易红她家人，闺女死了到现在也不回来，说句不好听的，什么人啊？！”对面这个男人很憋气，“我是两眼一抹黑。啥都不知道！她死在里面的那套房子，不知道啥时候用她妈的名字买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娶了……她的心，深得跟口没底儿的井似的……”
我沉默地听着，哀伤地捕捉着这些话里关于易红的点滴。他正说着猛地刹了车，可能觉得不该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他生生把后面的话给憋回去了，憋得眼睛里都出了泪意。
他撒了一桌子的烟灰，服务生过来添柠檬水换烟灰缸的时候，顺手给擦掉了。他的情绪也因这个干扰而平稳了下来。
“易红对我很好，她也很顾家，你知道，女人在外面做事不容易……易红看着能干要强，其实心眼不多，她一定生意上被人骗了，去年她突然把店都转让了，可她的账户里却只有几千块钱……骗她钱的人一定是害怕事情败露才杀人灭口……”
他哭了，又把烟灰撒得满茶几都是。烟灰落在墨绿的大理石桌面上特别刺眼，他哭的时候我忍不住抽了张纸巾把那些烟灰给擦到一起。
如果我说我对面前的男人充满了同情似乎是矫情，可他当时的确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很想帮他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但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沉默。
沉默在对话中的作用却是双向的，可以让对方放松，也可以给对方施加压力。他似乎感觉到的是压力，他抽了张纸巾擦泪，按熄了烟蒂，随即又点上一根，深吸一口，“易红是我妻子，我爱她！我们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可我们也是人，不能任人作践连吭不敢吭一声呀！夏医生，我相信你是个有正义感的好人，现在公安局准备按抑郁症自杀结案，你是易红的主治医生，他们需要你在鉴定报告上的签字。夏医生，这个字你可不能签啊……”
他拿烟的手按住了我擦桌子的手，长长的烟灰又落下来，我手心手背沾得都是烟灰。
“夏医生，我们虽然两地分着，可易红不管打电话还是回家，都是有说有笑的，她怎么就得了抑郁症呢？打死我也不能信！”
我有些慌乱地莽撞地拿开他的手。说：“对不起，我去洗一下手。”
等我回来，一个银行的取款袋出现在茶几上，崔保周推到我手边，“夏医生，你不要有压力，那些治疗记录我也看了，我觉得从那些记录怎么能得出一定要自杀的结论呢？再说，她到去年九月不是就停止治疗了吗，那说明她好了呀！”
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焦急的战抖，看喉头滚动的脖子他是在难过地哽咽，看眼睛以为他在逼债，嘴里却说：“夏医生你别误会，没别的意思，我心里乱，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该给你买啥东西……我听人说。易红虽然是你的病人，可也算关系不错的朋友。你完全有理由推托不签这个字，最后那三个月你又没给易红治疗，你怎么会知道她的情况呢？夏医生，你可不能帮着他们草菅人命呀！”
我拿起来那个取款袋，里头是带着银行扎款条的一万块钱。
“你们有孩子吗？”我拿着钱问了个完全出乎他意料的问题。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
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一种很憨厚的神情，他对我那两个游离性的问题的反应都很直接，也很简单，显然他不是一个心思缜密城府很深的人。这样一个人在丧妻之痛的打击之下，怎么还会对我如何应对医疗鉴定一事提出如此妥帖的建议？就算他能想到来贿赂我，按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要求会更强烈，比如证明易红已经痊愈…… 我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丝警惕，他说“我听人说……”那个“人”是谁？我在肚子里苦笑，我不世故，但我绝不天真。也许我根本不该见这个男人。
我把钱放在桌面上推过去，“崔先生，对不起，我还有事。我想你错误地估计了我的重要性。易红女士这件事情的真相，不会只因为我的一个签字而有所改变。再见。”
我没等他回话，就起身离开了。我在服务生整齐的“谢谢光临”声中走出咖啡馆的时候。他好像才反应过来，不甘心地欠身看着大门。
我的心纷乱如麻，理都无从理起。
易红究竟是不是自杀，是我一直都不敢去深想的问题。
咖啡馆开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群楼里，我的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里。站在车边我抬头，酒店玻璃幕墙的顶端，反射出尖锐的阳光。去年冬天我和易红一起来这家酒店吃过一次饭。
那天易红请客，我去陪客。给易红当陪客。客人是谁事先我不问，事后也不谈。我就是去陪她，其余的阿猫阿狗我才不在乎呢。我能感觉到，易红需要我这样沉默而温柔的陪伴。
阴沉沉的天空里云层很厚，天早早就黑透了。易红穿了件中袖的织锦缎小袄，细胳膊在短而宽的喇叭袖管里晃荡着，下车就挽住了我，把胳膊并在我的腋下暖着。她就这样挂在我身上进了酒店的大堂，才一笑撒手。
一身洋红滚金边旗袍的迎宾小姐领着我们到了包间，推开门，巨大的桌子边上只坐了两个男人，易红笑着给他们介绍我，然后扭脸对我说：“这位不用我介绍了吧，我们大家的领导，这位是林总，世界上我最恨的男人，因为他把我的店全给霸占了。”
那位领导和林总都笑了。
那顿饭除了说说易红的抑郁症，这也是她转店的原因，压力太大，再做下去会死人的，其余的时候说的都是闲话。那位林总中间也问了我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我敷衍了两句，就笑着说：“大家都知道，和三种人说话得付钱，坐台小姐，律师，心理医生。真不幸，我是其中之一。”
虽然我谈笑风生的，其实那顿饭我吃得很难受。头顶上那盏巨型宫灯足有半张写字台那么大，我总疑心那些粗粗的明黄穗子不停在落灰。所有菜吃在嘴里都有土腥气。房间装修得金碧辉煌的，筷子有沉重的金属镶头，黑漆桌面上有螺钿嵌出的花鸟图案，在盘子下面珠光宝气地亮着，我只觉得眼前什么都是明晃晃的，何止是没有胃口，后来都觉得恶心起来。
那天易红谈吐得体，有一点儿剧情要求的疲惫和忧郁，也是含而不露的，不会失去礼貌的笑容。造型当然也符合剧情，发型复杂而典雅，累累的辫子偎在脑后，和她身上织锦缎的缠枝花卉彼此呼应，下面是条长长的裙裤，离开时在走廊上我忽然注意到裤脚饰有暗红的云头。
她身上只有黑和暗红两种颜色。
压抑的调子太浓重了，似乎有些过，过犹不及，以我对易红的了解，她把握度的技巧炉火纯青，那天虽然说不上失误，但至少不怎么正常。
吃完饭自然有节目，我是主人的陪客，当然不能溜走。坐在KTV包房里毫无悬念地听林总唱《爱拼才会赢》，听那位领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也同样很本分地唱了一首《恋曲1990》。
不是我们在唱歌，是歌在唱着我们。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女孩子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我放下话筒回到沙发上的时候，林总给我作介绍，说这是他的副总。女孩子留着厚厚的刘海，乌溜溜的一双眼睛，玲珑饱满的嘴唇，很年轻，很老练。她笑着向我伸出手来，“久仰大名，夏医生，我姓乔，你可以叫我大乔，也可以叫我小乔。”
我笑了。握了一下那胖胖的小手，眼睛却去看易红。易红大概读懂了我眼睛里憋着的暴笑，借倒啤酒的机会劝诫地碰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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