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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行,啊——行。
印小青听高辛辛声音拖拖沓沓的,就问怎么了?没有时间吗?
高辛辛说,不不不,有时间,我就觉得你跟以前太不一样了,跟中了魔咒似的。变化太大了。
印小青从话筒里送过来一串笑声,高辛辛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
杨红终于从小胖子的电话里听到了关于有有的消息。有有住院的时候,杨红接到堂嫂的电话,让她赶紧回去,杨红的母亲和女儿都感冒发烧了。杨红只得先回了家。回到家,她隔三差五地给小胖子打电话,和她聊家常,引导她说妇产科的新鲜事。一个月后,小胖子终于说了她渴望已久的话:今天我见着印主任家捡的那个孩子了,叫有有,很好玩呀,印主任抱来打预防针了,别看残疾,印主任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印主任说了,孩子养久了感情上跟亲生的没啥区别,杨红,你说我是不是也抱养一个……杨红泪流满面,她放下电话对堂嫂说,人家待有有好着呢,嫂,咱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堂嫂说,好好好,赶紧回去告诉你娘。杨红跑回家对娘说,娘,我刚打了电话,人家对有有好得很,说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名字也没改,还叫有有……杨红娘哆哆嗦嗦地哭起来,边哭边指着门外啊啊啊地叫。杨红明白娘的意思,她说,我这就去跟小军小翠说,让他们放心。杨红拿了烧纸,领着女儿往弟弟弟媳的坟走去。
两年以后的冬天,周末,暖阳下,小区的花园旁,印小青江拥军和有有站在她和高辛辛轮流负责的黑板报前。有有两只小胳膊抱着粉笔盒,仰脸看着妈妈爸爸在黑板上又写又画。印小青对江拥军说,你画得好,你来画插图。江拥军笑着说,不是我画得好,是我画得多,这显微镜我都画了上百遍了。今天这栏目写啥?印小青说,写家庭结核病人的痰如何处理、餐具如何消毒。她从口袋里掏出纸片递给江拥军。江拥军小声说,还是关于痰的?人家该看烦了。印小青笑着说,我写都没写烦呢。江拥军说,好,咱们一直写,直到没有一个人随地吐痰为止。印小青说,字小一点,把这首外国人的诗抄上。江拥军说,就那首“吐吐吐,中国人每天都在吐 ”?印小青说,对。江拥军说,那是笑话咱中国人的,写它干啥?印小青说,知道自己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才会更加注意的。正说着,突然听到身后有咳嗽的声音,紧接着是痰落地的声音。印小青的肩膀一哆嗦,犹豫着该不该回头看吐痰的人,怕是熟识的人闹个红脸。
爷爷,随地吐痰不文明!有有的声音。
吐痰的人疾步往前。
有有紧跟着跑起来。爷爷,随地吐痰不文明!有害健康!爷爷!有有不依不饶。爷爷记住了吗?
吐痰的人红着脸停住脚步说,爷爷记住了。
有有说,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爷爷记住了!
一滴清清的水珠在印小青笑弯了的眼角处洇散而开,江拥军斜眼看着有有说,这劲头真像他妈!
责任编辑 程绍武
想给你的那座花园
计文君
一 茶馆
易红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
三天后,两个穿便服的警察走进诊所,问我,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知道他们是警察,我很紧张。清白无辜的好人被警察盘问也会紧张,说不定比心里有鬼的罪犯更紧张。我抽了张纸巾,摘下眼镜,原本是想擦一擦镜片的,可我却擦了擦自己的眼角和鼻头。重新又戴上眼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个儿女警察眼睛里闪过一丝嘲笑的光。
“她说她不来了,那天下午,她本来预约要来……”我开始回忆那天易红在电话里说的话,她的声音跟平常一样,沙沙的却又甜又凉,像她第一次来诊所时,手里拿的那杯赤豆冰,带着酒意……“她对临时取消预约很抱歉,她说了很多抱歉的话……”
当时我以为那是酒意,最近这段日子,她常会带着醉意给我说一些充满幻想的话。我没多想,只是觉得很失望,我想见她。
警察显然也有些失望,那个男警察怀疑地看着我,“你们通了四分五十秒的电话,就是取消预约?除了抱歉呢?”
我出汗了,“真的没有了……她就是说了很多抱歉的话,好像遇到了什么事……不过没说是什么事,其实病人取消预约的事常有,她太客气了。”
“你们是朋友吗?”那个小个儿女警察轻描淡写地问了一个很阴险的问题,她好像低头在翻自己手里的记录本,但我能感觉到她犀利的目光在我脸上划。
我结巴了一下,“不……不算是,她是我的病人。”
我原本没想到易红会成为我的病人。我猛一听易红这个名字,还问哪个易红?还会是哪个易红?当然是开茶馆的易红。
易红的茶馆在这个不足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些名气,生意怎么样不知道,反正外形一家比一家招摇。我也是泡茶馆的,我去的是老茶馆。老茶馆在火车站后面的票房街,清末就有了。这家老茶馆原来叫什么泰什么瑞,据说还入选了不知道哪儿评的“百年老字号”,可一般人早就说不清它的字号了。大家都叫它老茶馆,只要说老茶馆,那说的就是火车站后面的这家茶馆,其他的茶馆才需要名字。就像易红开的那些茶馆,“沁芳小筑”,“听泉阁”,“兰芽馆”,我跟老周说,她起的这些名儿容易让人想到秦楼楚馆上去,到底是茶馆还是妓院啊?她开的馆子正经该叫“红袖招”才对嘛!
我不认识易红。她在这个城里算个名人,名女人,所以作为无名男人的我,就可以随便损她。她的茶馆我从来没去过,我还是去我的老茶馆。老茶馆门前没招牌,一堆自行车是最醒目的标志,楼上楼下的雕花隔扇“破四旧”时给砸了个稀烂,杂色的木板在上面打出一个个难看的补丁,茶炉上的水汽和客人抽烟时的烟雾终日缭绕在黑黢黢的顶棚下,大漆剥落的桌椅上有永远擦不去的油腻。茶很便宜,五块钱一壶茶梗子老红汤可以泡一天,饭也很便宜,火烧夹豆芽土豆海带丝,一块钱,加牛肉也就三块五块,花生米豆腐干散装白酒,光脚丫子蹬着桌子喝酒的姿势在这里却是平常。要是到了夏天,呼呼狂转的吊扇下面,赤条条的脊背塞满了茶馆,其壮观程度可以和男澡堂媲美。
我来老茶馆倒不纯是贪图茶饭便宜,我喜欢这里的气氛。还有,我喜欢看人。在这泥塘般的茶馆里,常常藏着变换了的鱼龙,辨认出他们实在是一大乐事。虽然我还一直保留着罕见的从纸上阅读文字的习惯。可我更喜欢看活人。我经常看着这些人想,谁要是能把这里任何一个活人的心思给写囫囵了,那就是大师。
我的同龄人还在说我们男生你们女生我们男孩子你们女孩子,我却已经按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过日子了。我算是个医生,精神病院的助理医师,因为学历低情商也不高,职称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院里效益一般,可我基本还满意,上班不忙可以看小说,夜班轮休的白天可以像个无业游民似的到处溜达,泡茶馆下围棋。终于有一天,我的妻子再也不能容忍我这种自我标榜的“诗意地栖居”,朝我吼出了“神经病”三个字。我纠正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精神病”,她立刻进入了短暂的精神病发作状态。四十八小时后,我们的婚姻关系得以合法解除。
扯远了,再说回易红。三年前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咬着一套煎饼倮子走进老茶馆,这个钟点人还不多,一楼三四桌麻将打得稀里哗啦,我叫了壶“高碎 ”,八块钱,茉莉花茶的碎片和茶末,美其名曰“高碎”,我喜欢这名字,虽然“碎”得不成形了,但味道还是“高”的,这是我向往的境界。
其实那天我是有些惆怅的。一路走来,招摇的春气撩拨了我却又抓挠不到,我叫“高碎”,是想结结实实地咽一口滚烫苦涩的芬芳。二楼的木窗子开着,在温软的风里吱嘎作响,我在窗户下的桌子边坐着吃完了煎饼,啜了口茶,一棵老榆树的枝条恰伸到窗前来。嫩绿的榆钱和叶芽密密地攒在那细细的枝上,一嘟噜一串,让人突然生出咀嚼的渴望,那绿色的榆串晃悠悠地勾引着我。我挪开了目光,旁边桌子上两个人在下“彩棋”,一个伙计默默地端着匣子在围观的人堆里收下注钱。执黑的人脸有些生,但从棋路上我能看出他在扮猪吃虎。
这时候木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异样的脚步声,笃笃笃笃,像是敲木鱼的声音,又像是戏里的梆子声,不紧不慢,一步一个清楚干脆的“笃”声,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轻盈而果断,我觉得这是个女人的脚步声。
老茶馆里从没女人进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就有了这个惯例,反正本地的女人不进老茶馆,就像不会进男澡堂和男厕所一样。就是有气急败坏的女人来找滞留不归的男人,也只是在门口扯着嗓子叫骂几句。
楼梯口真的出现了一个女人。朽得掉木屑的楼梯护栏,突然横着开出一枝桃花来。她扶着墨灰色的栏杆静静地看着楼上,迎着那些或是躲闪或是放肆的目光,微微有些笑意,却并没真的形成笑容。没有人说话,远远的火车站播报车次的广播声突然响得有些刺耳。那女人似乎也觉察到了,脸朝开着的窗子一转。她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我觉得好像被一只溜光的手摸了一下又拧了一把,脸一下子热了起来。
她不是很漂亮,团团的一张圆脸,五官还算周正,因为脂粉的描补才分明起来。只那双眼睛,薄薄的单眼皮下怎么有那么一颗变幻多端的眸子,闪闪烁烁地会说话……不单是跟你说话,它还会摸你揉你拧你掐你……
她穿了件长长的宝蓝丝绸开衫,上面暗暗地飞着红色的花瓣,只是些抽象的晕染出的色片,但在我的眼里是花瓣,里面是件紧身低领质地细腻柔软的羊绒短裙,那段起伏有致的身子就被抹上了莹莹的充满新鲜春天汁液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