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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个妻子可能是性格不大合适，就离婚了。然后和我母亲结婚。我母亲本名叫邓译生，后来父亲帮她把名字改成了方瑞。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从小身体不好，上学读书，画国画。吴祖光说过，我母亲是最后一个大家闺秀，气质优雅。我的小学同学说，你妈妈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她身体不好，总是各处疼，非常瘦，衰弱。母亲在1974年“文革”中患病去世。我一直不能够了解我母亲，没有机会在她身边照顾她，一直到她去世。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在做同一个梦，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意思却都是同一个，就是梦到我母亲忽然不见了，我到处去找她，我就一直在梦里去找她。我记得我放学回家，我说，妈，你给我倒一杯水，可是她连水都倒不了。我现在想起来，总是很后悔很难过。我爸爸去世那么多年，我也梦见他，但是梦见都是好的，因为他走的时候，一直被照顾着，他走得很平静。
父亲是一个天才，可是到了晚年他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直被告知是要不得的，是要被改造的，从他们的思想、情感，甚至到身体。
“文革”之前，父亲代表中国作家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回来后“文革”就开始了，他被当成“臭老九”，抓到了牛棚里，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去劳动。他睡在大通铺上。每个礼拜六我看着他头上戴着白毛巾，推着自行车走进家门。他曾经在首都剧场传达室看门，有日本外宾来了，他们因为看过父亲的剧，很惊讶，居然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在看大门。后来就安排在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宿舍，那就没有人可以看见了。那时父亲对街上那些扫大街的呀，送煤球的呀，是真心地羡慕。他觉得要是自己不识字，就可以每天安稳地回家，过安全的日子了。而在“文革”中，他被审查，关起来批斗，不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抓到哪里去。
我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连教室都不能进，不能说话，就只能坐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心里很痛苦，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是一个坏蛋，就是比谁都不如呢？
北京人艺在灯市口有一个楼，大门写着大字报，什么“打倒曹禺反动学术权威”啦，我最怕那个红色的大叉，真是触目惊心。从来不想路过那里，也不敢看，尤其是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文革”后他也恢复了名誉，但生命力和创造性被摧残了。到了很大的岁数，他还有一个小本，他时刻在记录一些他听到的有意思的话。他还教我用活页本来记，这样可以分类。
他非常想写，但是写不出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钱钟书啊等等。老舍索性就自杀了。痛苦就像针一样，扎进他们的身体。
父亲的弱点是，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去参加一些会，回来心情不好，很懊悔，可是下一次，他还是要去。在很多场合，他不能说真心话，可能要说违心的话，这都加剧他的痛苦。
晚年的时候他一直看托尔斯泰书信，他说，托尔斯泰那么老了还出走，我也要走的。他一直有神经官能症，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放松了之后，他躺下来，放松了，想得更多，他的脑子像一个陀螺。他就说，小方子，你来呀。他就不停地跟我讲，他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心里有多么难受。他加倍地体味人生，反复地咀嚼痛苦，这对创作是好的，但对一个活着的人，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