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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甚至说,业内有人认为洪峰的境遇暴露的是纯文学的没落,是一代先锋作家的没落。如果是余华、是安妮宝贝,当地文化局肯定不会这么做。
1994年,沈阳市正大力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洪峰被当成特殊人才引进,只是恰逢其时。文化局需要洪峰的只是“一张(能与其它省市剧目部门平等对话的)全国粮票”,“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创作同样属于文化局的成就”。
关于住房问题,时任市长承诺的是从市长基金中拨发18万元人民币为洪峰购买一套住房,如果不够,就由文化局自己想办法解决。1994年春节之前,洪峰和时任文化局局长前往市长办公室,“在那里我头一次知道市长还有基金”。时任文化局长向他解释了市长基金的用途: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给洪峰买房子就属于特殊事件”。
10年前文化局给出的承诺是“不坐班”,并没有写成合同。“面对一级国家政府部门,双方都没有想过需要文字合同。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我一直坚信,这个协议应该具有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在,就不会不信守承诺。用现在的话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韩寒在博客上评论“洪峰事件”时称,“因为单位不给什么事都不干的作家发工资了,就做给别人看,这也太低等了。人家好歹发了你十年工资了,一个二奶包十年从二奶包成二奶奶也算对方有情有义了。”
洪峰笑说,“使劲骂,在老了之前骂完。”他辩解说,“关于作家该不该被寄养的话题,不该问我。首先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是政府机关下属的职工。沈阳市文化局和沈阳作协不搭界的,沈阳作协隶属沈阳文联,沈阳文联是群团组织;文化局是政府机关,我的单位是文化局下属事业性单位剧目室。”
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之后的11年里,几任剧目室主任一直鼓励洪峰尝试写一写话剧,洪峰每年也会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近年来开始以工作合同的方式注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文体不作硬性规定。”洪峰认为自己“11年来没有白拿过一分钱,一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并未违反合同———除了发表的作品,还有2005年在全国公演的话剧《九路汽车》(长春话剧院)呢”。
洪峰“乞讨事件”发生后,郑渊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专业作家”制度应该改革,作家该靠稿费生存,而不应该拿工资。当了解到“文化局”和作协并不搭界,而洪峰在这11年中也是按量甚至超额完成了文化局任务后,郑对记者表示:他的话不是针对洪峰说的,而是针对每个月拿工资,然后也没有写什么的“作家”。
巧合的是,他也有过跟洪峰同样的被停发工资的际遇。“我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在一份刊物当编辑,也是一个主任停发了我工资,而且是大概停发了两年。就是说等于不发吧。我就辞职了。”
第6节:洪峰(3)
文学生活、爱情及其他
这十几年实际上是洪峰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声称自己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不作草稿,从1993年到2006年,几乎每隔1-2年就推出一部长篇小说。“写出不错的长篇《生死约会》和《去明天的路上》,还有《革命革命啦》和《中年底线》。”
“我手头一个长篇都搁着好几年,我的出版社的朋友老劝我拿出来发表。”他也诚恳地感谢写作给他带来的馈赠,令他可以意识到:温情、善意、忠诚、信守诺言、援助不幸、惩治背叛、寻求人类和平、悲悯生命、热爱生命……面对文坛的风云变幻,他鲜有失落感,别人功成名就,那是他们的本事,“我没这个本事”。他只关心大家不太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哪里打仗啦,哪里爱情啦,哪里出了一个马铁奥或者安娜?卡列尼娜……
作家陈村说,“商品经济在鼓励作家逃离文学”,而“洪峰是个好作家”。
洪峰的个人的收入来源于政府薪金和缴了税金的稿酬。“出版社出我的书,基本都不赔钱。我的一本书的版税,平均每本3万-4万,加上重复出版,这几年挣的版税,也有个40万的。”
他的个人开销主要是抽烟喝茶,不喝酒不习惯聚会,1993年的衣服他现在还穿着。如果有什么大的开销,就是每个月要抽三条烟,大概花销是200来块。
他不喜欢都市,于是经常逗留在云南的山区,不是丽江、香格里拉也不是西双版纳,他喜欢没有游人光顾的山里,“天然,更清澈,更干净。”2002年,他遇到了后来的未婚妻小燕,“和那里的山水一样清澈和干净的女人”。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很快乐,很单纯”。
2004年10月,洪峰和剧目室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云南的一个村子去种甜瓜。那里种出的甜瓜,价格是每公斤12元。“你说作家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不如教当地的农民种瓜,还能帮助他们脱贫,顺便写个关于种瓜的书,写写那里的农民。”他带着文化局领导给的5000元去云南。后来小燕查出患了子宫癌,今年7月,他带小燕回沈阳看病,种的瓜没人看,“都被猪吃了。”
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有时和人打架。有一次去银行,看见职员在训斥一个不识字耳朵也不大灵光的老太太。他看不过眼了,上去劝说。那人说,“你这大老爷们……”洪峰说,“你这大老娘们……”有一次朋友还痛心疾首地说,洪峰,你说你一作家,你跟食堂的师傅打架做什么……
未婚妻身患癌症,需要费用(平均每月28000多元),洪峰自称已经举债不菲,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我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也不是为了跟他们讨钱花,只觉得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要讨一个公道。我没有能力面对小官僚的滥用职权,只是请求市长他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下个命令什么的。”
事情闹得这么大,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在文化局11年来没有过和同事冲突或者对上级抗命的记录,只有这一次和主任较真了。“那是主任非法断我粮草在先,不反抗不如死了。”
“我看见的不公正不是欠薪之类的,我看见的是人内心的不公正,这种内心的阴暗和残忍,比体制的不公正更让人难受。”
他自己并不反对体制,“奇怪的是我一直很信任这个体制”。对于其他作家的冷言嘲讽,他有点伤心。“没有人骂作秀,白吃饭不干活,就相当于给我支援100万元了。”
11月3日,9至11月三个月工资已经到达洪峰账上。11月3日后,沈阳市文化局对此事三缄其口。
实际上,每月2000元的收入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意味着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意味着“还有一份信心”。
洪峰拒绝了外地一些朋友的财务资助。他比较犟,一再表示要治好小燕的病,不管花多少钱。对他而言,比他小将近30岁的来自云南偏远山村的小燕姑娘,长得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任女友都“不好看”,可是却是相处“最舒服,最贴心”的一个。“这是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感觉了。”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说笑话儿,他有着讲故事的天赋。带着无穷尽的俚语和歇后语,和层出不穷的比喻。他顺便提到了这些,《静静的顿河》,《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孱弱的内心。他提到《霍乱时期的爱情》,那部伟大的著作,里面的坚忍和浪漫。那是爱。算是他的信仰。对于一个从小近视1200度的人来说,也许性命攸关。
第7节:黄健翔(1)
狷狂黄健翔
记者:吴虹飞
本质上,黄健翔是电视时代的产物。他依赖足球在这个国度的无上权重,以个人才华一步登天,这与时代欣欣向荣的娱乐产业一脉相承;他作出的选择,和过往大多数脱离央视,脱离体制,彻底娱乐化的主持人,并无二致
11月16日,黄健翔辞职。在过去的一周里,这似乎是新闻界、体育界和娱乐圈最热闹的事。
辞职前的头天夜里11点,他对10天内两次约访的本报记者说:“我这样的人能在体制内活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而这个引发无数争议的男人,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制造了足够多的噱头。
11月6日和15日夜里,黄健翔两次接受本报专访,重新审视“中卡风波”、“解说门事件”,他的个性、他的专业、他的爱好、他的理想;本报记者也大量采访了他的朋友、同事和同行,试图为读者展现黄健翔真实的内心世界。
进入央视与“中卡风波”
“中卡之战”后,黄健翔就变了,他的热情不在了,在解说中他可以容许自己有三五分钟不说话
“我们这辈人,基本上没吃什么苦,和大跃进年代的那些人不一样的———像余华的《兄弟》里写的。”回溯历史,黄健翔进入央视,成为体育解说员,可谓是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做了三年导游。那时刚毕业,找一个收入高点的工作,带外国团,先解决生存问题,导游收入很好的———那个旅行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乐于提及的是,1993年11月的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