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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这个监号出来，又到楼下三号。对象是一个土匪头子叫“青山好”，姓陶。解放前他在长春市郊，抢、杀、掳、勒，无所不为。抢了许多钱，跑到长春市内投到六十军二十一师当一个连长。六十军起义，他逃回长春，改扮小商贩。抗美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么也不承认。给他戴了两副大镣。郭股长叫我去了解一下。
进门，我一露青帮家礼，他答应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参。接着叙话，先说青帮家礼的话，接着说土匪的术语。他问我在哪儿干事？我告诉他在辽南，因为到北满找一个朋友，被捕了。开始，他不谈他的事情，防着我呢。我只谈自己的事情，干脆不问他的事。我说我怎样骑马，如何打枪，如何娶小老婆，如何抽大烟，如何在长春请客……我这一说，他也说起来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些罪恶一一述出。两人越谈越近，成了患难朋友。有三天功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长春市郊，他抢一家老百姓三匹马，打死了两个人。这个血债他没有交待，这回却不经意地说了出来。其他的情况政府也掌握一些。他这案子属于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命简单。
这件事办完，郭股长叫我休息两天。我回到原来住的屋子，徐克成说：“日子不少，睡石灰地够呛吧。”
我说：“没关系！”我洗了洗脸，换上了衣服。看了看报纸，美帝在朝鲜很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
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去买了二十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来了。郭股长说：“吃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共有7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李寓春吗？
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我们看守所的窗户一律钉上管制灯火的黑色防空纸。这使我知道美帝飞机可能到东北空袭。战事迫在眉睫。
一个下午，郭科长找我到前楼，他说：“现在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押在楼下三号。你去了解一下，要纵的横的关系，与他同行的特务都有谁？都在哪？这个工作比较困难，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说：“我以军统潜伏组组长身份出现，只有用这个关系，才能开展这个工作。”
“一切情形靠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与政府掌握的材料能不能对上号。这件工作越快越好，你马上到三号监房，回头再把他调过去。他戴着铐子，你也戴一件。”
“我戴脚镣吧！”
“行，你到看守所跟宋所长商量。”
到了看守所，我砸上了一副中等的脚镣。拿了一床被子到了三号监房。不一会儿，看守所把这个现行特务调了过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这小子表面看不好斗。
我一直头朝里不看他，忽然我猛地一动，脚镣子哗啦一响，随即我站起来，小便。他看了看我的脚镣。我回到原位上“唉”了一声：“×他妈的，倒了霉了。戴上这玩意老子就害怕了？”
他还没说话，我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他赶紧过来扶我。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便说：“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叫我没脸活着，真他妈的背时！”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不能不发问：“你是怎么回事？”“我是特务，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这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他这住几天，再去北朝鲜。北朝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