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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电影“顾问”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的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啷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工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去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象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妆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妆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外逃脱，跳上事先预备好的汽车。但是没走多远她便被后面的机关枪击毙了。她用这些办法能行吗？不行。应该先用一个离间计，叫司令把参谋长杀了，之后，叫司令送她到一个地方，再把司令打死，自己也逃脱了。这很简单。真如电影那样，把参谋长打死，她自己是走不脱的，击毙倒好，就怕没有被击毙，击伤了，被捕，是投降啊？还是坚持？都是不可意料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的特务技术是谈不到的。如果搞电影的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特务，了解一些技术，电影会既精彩，又符合特工规律。”
我说这一段话，他一直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接着他问我：“解放后你们怎么搞潜伏工作？比如一个女特务，原来是指定她潜伏的。可是她看到人民政府号召登记，有许多特务登记了，她害怕也不想干了，也要登记。这时她找到她的上级，一个站长。这个站长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呢？假如你就是这个站长，我就是这个女特务，你坐在那里，我从门外进来……”
说着他邀我与他一起表演这个场面。我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从门外进来，站在我的桌子前面，用吞吞吐吐的声音称呼：“关先生！”
我也演了起来：“有什么情况没有？你们厂子去了新干部没有？”我拿着纸烟，歪着头，两眼对他似看不看的问着，语气拉着长声。
“没有什么情况，就是动员反动党团要登记，我……”
“你什么？不要听这一套！这是诈我们，真的掌握情况，还用号召？难道他们对我们还会有什么客气？你就是胆小！将来你要后悔的。假如我和你一样咱们就不用搞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上级派人在背后监视呢，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大意了，你的小命……”我从腰里掏出来一打钱给“她”：“拿去，这是下月份的津贴。”
表演到这，我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各自坐到原来的座位。他又问我：“你们特务里有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事情？”
“有，一般情况不用。都知道特务纪律厉害，特务制裁特务也不客气。”
接着他又问了我许多特务的生活习惯、举动、言行，我谈了不少。我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又在特务机关干了很多年，尤其在北京“北平肃委会”充总务科长的时候时常接触戴笠，使我对国民党特务这一套有所了解。我毫无保留地对他谈了。我以为他是作家，要从我身上收集素材写一本反特小说，后来我又觉得不像，可能是话剧团的导演来体验生活的。
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名明，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12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
回到监号呆了一小时，心想这样的谈话没有什么顾虑，吸着烟，喝着茶谈呗。伊明是个导演，他对我说：“我从解放区来，我曾经找过一些军统的人，但是都没有你知道得多。”
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1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搬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了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经过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