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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
人民政府发表了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43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大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命住在一块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长董顺球、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副队长陈一鸣、督察处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一桶稀饭走过来，他对我说：“今天不给你吃这个饭了，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粬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200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了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至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9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9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9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子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了一份简单的坦白，只二十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8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