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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所得，不恭顺的弟弟就必定要怨恨他的兄长；做儿子的求索父母而没有所得，不孝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他的父母；做臣子的求索君主而没有所得，不忠的臣子就必定要叛乱他的君上。所以品行淫邪的百姓，出门就没有衣穿，回家就没有饭吃，内心积有耻辱之感，一起去做邪恶暴虐之事，多得无法禁止。因此盗贼众多而治安好的情况减少。倘使盗贼增多而治安不善，用这种做法寻求治理。就好象把人多次遣送回去而要他不背叛自己。（厚葬久丧）而使国家治理的说法已是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刑政得治，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许还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从前的圣王已离开人世，天下丧失了正义，诸侯用武力征伐。南边有楚、越二国之王，北边有齐、晋二国之君，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用以在天下攻伐兼并、发令施政。大凡大国不攻打小国的缘故，是因为小国积贮多，城郭修固，上下和协，所以大国不喜欢攻打它们。如果小国没有积贮，城郭不修固，上下不和协，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们。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积贮；如果人口减少，这样修城郭、沟渠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这样出战就不能胜利，入守就不能牢固。
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已不可能了。而想用它求得上帝、鬼神赐福，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如果人民减少，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象这样去施政，上帝、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哪样更好呢？”然后说：“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没有区别。”那么，即使上帝、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原则，即是：棺木三寸厚，足以让尸体在里面腐烂就行；衣衾三件，足以掩盖可怕的尸形就行。及至下葬，下面不掘到泉水深处，上面不使腐臭散发，坟地宽广三尺，就够了。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当久哭，而应赶快就业，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得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墨子说：“不然。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在半路上死了，葬在蛩山的北侧。用衣衾三件，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圹穴填平而不起坟。葬毕，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在半路上死了，葬在南己的市场旁，衣衾三件，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则与此不同了。（他们）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宝璧宝玉既已具备，戈、剑、鼎、鼓、壶、镜、纹绣、白练、衣衾万件、车马、女乐都具备了。还必须把墓道捶实、涂饰好，坟墓雄伟可比山陵。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耗费人民的资财，多得不可胜数。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
所以墨子说：“过去，我本来说过：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计算厚葬久丧，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仁的、义的、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若人们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所以，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想用它求取上帝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我们就上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正好与之相反；就下从桀、纣、周幽王、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倒是符节相合。照这看来，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对它）行之不已、持而不释呢？”墨子说道：“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称这种做法为“宜弟”。人的祖父死后，背着祖母扔掉，说：“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下面习以为俗，行而不止，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先把肉刳下来扔掉，然后再埋葬骨头，才能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聚积柴薪把他烧掉。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登仙”，然后才能成为孝子。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下面以之作为风俗，行之不已，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如果从
这三国的情况来看，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则又还是很厚重的。象这样太厚，象那样又太薄，既然如此，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活着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于是）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棺材厚三寸，衣衾三件，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掘地的深浅，以下面没有湿漏、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哭着送去，哭着回来。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以助给祭祀之用，向双亲尽孝道。”所以说，墨子的法则，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即此之故。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想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就是这个道理。
二十三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犹若此其厚，况无所逃避之者，相儆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且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2），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曰：且夫义者，政也（3）。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4），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5），故莫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
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故于富且贵者（6），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7），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