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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律。
那么，《大宗师》最后是一个“命”来做结论。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宗师》的开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命运并不是不可知呀！那个生命的根本，何以求之呢？惟有得道的人，称为“大宗师”的。如果自称为大师，自称为宗师，连这个也不知，那也是“命”也，那只好是他“命”中，要叫自己是大师，让他大去吧。所以，你前后一对照就晓得了。“命也夫”这句话非常幽默，是幽默的代名词。
回目录 第七篇
庄子讲记·应帝王
南怀瑾 讲解
这是《庄子》内七篇最后一篇。
《庄子》内七篇，我们研究方法是一系列的，连贯性的。从第一篇《逍遥游》讲如何解脱，到怎么样悟道，怎么样修道，然后到《大宗师》，由得道的完成，既可以出世又可以入世。当然重点偏向于入世，偏向于形而上道。但是它的用，是偏向于入世的。这是中国文化的道家，之所以不同于儒家佛家之处。尤其这个观念，在《庄子》内七篇中，由第一篇《逍遥游》到第七篇的《应帝王》，都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这一篇是讲《应帝王》，不是应对的意思，帝王代表了治世的圣人，这是中国旧文化最古老的观念，因为足以领导天下国家的人，非有道之士不可，那么有道之士，才可以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帝王。我们普通的认为，学佛是偏重于出世的，而真正的大乘佛法，是偏重于入世的，大乘的佛法偏重于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是中国文字的翻译，转轮的意思，能够扭转乾坤，这样的治世明王，同佛一样，不是一个时代经常有的，不知是几千年几百年，所谓“五百年而后王者兴”，偶然才出一个。所以，一个转轮圣王，是十地以上的菩萨，也就等于是佛。换句话讲，成了佛的人，转身才能成为转轮圣王。同样的，大魔王也要十地菩萨以上，才能化身为大魔王，那是反的教化、反的教育。转轮圣王是顺的教育。这种观念，常常在佛学里面被忽视了。因此，总认为佛学是完全出世的，这个观念是一个错误。
齧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齧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四问而四不知
首先一段，是讲人类的历史文化演变。这个观念，是研究历史文化史、社会进化史和历史哲学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庄子的文章经常出于人意料以外，这一篇文章更是如此，突然来一个“啮缺问于王倪”。“王倪”是老师，“啮缺”是学生，都是古代得道的真人。这两人在《齐物论》里出现过。啮缺问王倪什么问题呢？非常妙！《庄子》里面没有提出来，就只讲出结果，“四问而四不知”。照我们现在讲法是三问三不知，古人比我们进步一点，四问四不知。这里就值得研究，为什么不三问三不知、二问二不知呢？所谓“四问”，代表四方，正反相对的。正与反，这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了。任何一个事物，具备了一，就有正反两方面，就是二；二再有正反两方面，就是四了。用《易经》的道理讲，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王倪这位老师什么都没有答复，学生啮缺反而懂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赶快去告诉一位得道的人，叫“蒲衣子”。蒲衣子是什么人呢？王倪的老师，就是太老师。据中国的上古史记载，不过一般人是不会去研究的，蒲衣子八岁的时候，舜想让位给蒲衣子，请他出来当皇帝。当然，这不是青年才俊是幼年才俊了。中国历史上好几位，所谓甘罗十二岁当宰相，蒲衣子八岁当皇帝，所以我们年青人大可自豪一番。可是，我们这里还没有八岁就能听懂《庄子》的。
穷源溯本
蒲衣子曰：“尔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
蒲衣子说：你到现在才懂了？“有虞氏不及泰氏。”唐尧虞舜代表上古三代，是我们有历史文化资料可查的。孔子删历史，从唐尧作断代的开始，是因有资料可查，可是后人对于这一资料还怀疑不信。如果照古老的相传，我们民族史，已经有两百多万年，至少至少有一百多万年。从伏羲画八卦到黄帝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还不知道，至少有好几万年。从黄帝开始到现在是五千多年，从尧、舜开始到现在是三千多年，中华民族究竟上面已经有多少年历史，这很难讲，虽然上古有很多的神话而不敢确定。孔子对上古史是不敢碰的，因此，孔子整理《书经》时，便从唐尧开始，当然是出于研究的方法，把历史暂时切断了。到了近代，西方文化来了，外国人有意地毁灭中国文化，乃至我们自己的学者，把三代都已经切断了，好象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越短越进步，最好只有一百多年，那样才好，才光荣，这是非常可笑的事。现在这几十年来，我们学说上犯一个“疑古”的毛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坏了。
那么，蒲衣子这里提出来，三代以上不及“泰氏”。那泰氏是谁呢？泰氏就是太初。等于像讲我们的古史，开始的时候已经不晓得是谁了。天地人谓之三皇，三皇以后就是五帝，三皇五帝以后，从黄帝开始才有了文化，才慢慢到了三代。
“有虞氏不及泰氏”，这代表了什么思想呢？我们现在有一句话，时代是进步的，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话，而且是从西方文化观念来的。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看，时代是退化的，人类是堕落的，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两个观念统一呢？它的矛盾和重点在什么地方？认为时代是进步的，这是站在物质文明立场上来讲。今后的人在物质的享受上，比我们现在还要进步，最后的形态，是物质文明一切一切都在进步；认为时代是退化退步的，这是站在精神文明来讲，这两种观念，必须要推论到宗教上面去。任何一个宗教都认为，人类是在堕落的。当然不止吃了一个苹果以后，那更要堕落。不但中国是这么认为，西方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如此。所以这里提出，“有虞氏不及泰氏”，到了唐尧虞舜，一定是社会衰败不行了。
那么由这一观念，我们就晓得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民族文化，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国家天下，是大同思想。要注意，大同思想是《礼记》里面，《礼运》篇里的一段。《礼运》这一篇是什么人讲的？是孔子。《礼运篇》一开头就是说，孔子吃饱饭了以后，站在一个走廊在叹气，有一个学生看见，就问老师为什么叹气？“唉，人类堕落，没有办法希望再达到那个境界。”读书到这里，我们常常认为孔子的感叹很多，等于辛弃疾的有名的诗，“饭罢闲游绕小溪，却将往事细寻思，有时思到难思处，手拍阑杆人不知。”所谓名诗，代表古往今来一切人的心理。有时候思考一件事情时，“手拍阑杆人不知”。讲到《礼运篇》开头，就有这么一个味道。因此孔子的学生，请问所以，才有《礼运》这一篇的记载，中间就说到大同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怎样一个社会。我们把《礼运》全篇研究完了，就晓得大同的思想，是认为人类在堕落，要回到我们原始老祖宗的那个社会，那种正是大同的天下。并不是说，大同思想是我们以后努力进步，所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那么安定，因为人类自己的堕落，才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些，因为庄子在《应帝王》中，首先就引出了“有虞氏不及泰氏”这个问题。
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
我们了解历史的话，唐尧虞舜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圣帝明王之治，是中国文化诸子百家所标榜的最好的太平日子。但是以道家的观念，那个时代已经在堕落，不过虽然在堕落，还是保持我们传统文化道德的精神。庄子说唐尧虞舜那个时候，人类的仁慈爱人之心，自然地还含藏在人性天然的理念上。不必用什么仁义道德去做为标榜，也用不着去教育，因为个个都是很仁爱的。“其犹藏仁以要人”这个“要”，不是要求之意，是大致上，一般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意思。那个时候，人心自然善良，社会都是良性的，善恶是非，还没有分别得那么严格，社会上很少有不对的人，大致上都对。
讲到这里，我们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的同学，特别要注意。我常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了整个人类的人性，都是非常可怕的，可见人性天生都是很坏的。所以各个宗教，各个文化，各个哲学，都是教人如何做好。因为人性缺乏仁义慈孝，千古以来的圣人，都教人要仁义慈孝。真正一个道德的时代，那个人性不等教育。你看其它国家的人，标榜人道，可见很不人道，所以才需要人道。尽管我们标榜自已这个文化怎么怎么好，叫了几千年，从相反的角度看，可见我们这个民族性并不太高明，结果不仁不义不慈不孝，是照旧不变。譬如，我们经常讲，我们这个民族要团结，可见这个民族不团结。尤其是在国外就看到，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的意见。一个人自处，自己还跟自己埋怨一番，吵架一下，没有办法了，自己还可以摔摔镜子，摔摔茶杯，出出气。这是人性的问题，很难办。任何一个文化思想，我们都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凡是一种思想，一种主义，都是药方子。人生某一种病，就必须吃某一种药，才开了药方子。孔子开的方子是仁义，老子开的方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