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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了。还有两条标语哩：‘看看现在地位，想想过去痛苦’。”
“这就对了。共产党杨部长要他们吐尽苦水挖净苦根，能和我们资本家没有关系吗？”
“这个……”
“你注意余静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吗？”
“我仔细听了，一句也没拉下，她不是检讨了？”
“她怎么说的？”徐总经理望了他一眼。
“她说开始搞工会工作没信心，觉得自己年轻，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文化也低，怕搞不好工作给大家骂。不做也不好，她后来变成任务观点，搞一任再说，改选后就好了。经过‘五反’运动，认识工会工作十分重要，过去观点不正确，没有把工作做好，很不对，以后要改正错误，克服缺点，安心工作，好好努力……”
他还要一句不漏的背下去，给徐义德打断了，说道：
“你的记性很好，特别是最后那四句话，一点也不错。现在不比刚解放那辰光，”徐义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说，“不，连‘五反’初期也不能比，余静这个黄毛丫头精明了，她再改正错误，克服缺点，我们更吃不消了。”
“这个……”梅佐贤恍然大悟，眼睛里立刻流露出十分钦佩的光芒，不断地点头称是，说，“总经理的眼光高明，非常敏锐，啥事体也瞒不过你的眼睛，啥人讲话也经不起你的分析。你一分析，像是透视一般，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要不是总经理的指点，我虽说记住余静的话，可是话中的意思，却一点也不理会。”
徐义德抽了一口烟，把眼睛闭上，凝神在思索。梅佐贤望他那种神情，回想刚才总经理的话，猜测他一定是在担忧余静，小声地说：
“余静这黄毛丫头，门槛越来越精了。看样子，经过这次民改，她要变得更精了。我们沪江，就是给这些人弄糟了，以后的事，更不好办了。”
他说完，接连唉唉地叹息了几声，对总经理的担忧表示无限的同情，对沪江的前途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焦虑。梅佐贤感到今后的担子一天比一天沉重，总经理不大到厂里来，一切的事体都落在他的肩胛上，说不定啥辰光再来个“五反”，“六反”，他可承担不起。总经理对余静都说“吃不消”，那么，梅佐贤在余静面前谈也不要谈了。他担心地站在徐义德旁边，弯下腰去，求援似的，说：
“对这个黄毛丫头，总经理，你得想点办法对付她。我可没有能力对付她！”
“你对付不了那个丫头？”
“那还用说，我的能力比总经理差远了！”他皱起眉头，说，“难，难啊！”
“更厉害的人还在她后面哩！”
“哦！”他惊慌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差一点踩了徐义德的脚。
徐义德看他一摊泥一样的躺在沙发上，头有点抬不起来，心中不禁好笑，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进一步问他：
“就是这样听人家摆布吗？”
“那要看总经理的了。”
“其实这个黄毛丫头也不难对付，就是我们许多事体不晓得，等到事体发展，再想办法应付，就来不及了。”
“这倒是的。”
“阿毛最近怎么没有音讯？”徐总经理说话的声音忽然放得很低，他刚才想了很久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现在提到梅佐贤面前来了。
“上次不是报告总经理，他说过民改这一关要特别小心。他又说现在厂里流言很多，说民主改革要拉下工钿；要从八岁谈起；如果发现问题，就不准享受劳保。现在叫你们诉苦，控诉旧社会，将来改工资，就叫大家服服帖帖。说交代问题，卸下包袱，等于自己套绳子，套上了，就再也解不开了。二六轰炸的谣言，现在厂里又流行了；我们工人有力量，电灯不会亮，机器不会响，背了铺盖回家乡，老蒋回来再开厂。听说有些工人想回家了……”
“这是工人方面的情形，”徐义德听到这些消息暗自高兴，工人方面有问题，正好隔岸观火。他关心的是另外一方面，说，“关于资本家方面听到啥消息？”
梅佐贤歪着头想了想，好像要从他的脑海里挖点啥出来，挖了半天，啥也没有，他耸一耸肩膀。
“这两天碰到他没有？”徐义德问。
“白从厂里发生中毒事件，就不容易找到他。昨天我还和他通了电话，他说民改委员会开过会以后，有的车间里诉开苦了。许多人心里紧张，怕有问题让党晓得了。照他说，只要狠狠咬紧牙关，多大的事体也可以顶过去，共产党这阵民改风刮不了多久的。”
徐义德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他眉头皱起，不知道工人究竟诉的啥苦，担心工人诉到他的头上来。他想知道，可是谁告诉他呢？他问梅佐贤：
“工人诉苦的情形，你有没有办法了解？”
梅佐贤在徐义德面前从来不说啥事体办不到，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给徐义德办到。这回他却感到有些为难了。他歪着头，想了半晌，也有了办法：“有办法了解，阿毛会告诉我。我听说韩工程师要求参加小组诉苦，要是他能参加，我也可以向他了解。”
徐总经理听到这儿，猛地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惊诧地问道：
“你说啥？”
“韩工程师要求参加小组诉苦，我也可以向他了解……”
徐义德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了，他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
“韩云程太对不起人了！徐某人哪一点亏待了他？‘五反’挖了我的墙脚，‘民改’又想拆我的台，他也要参加诉苦，不是分明和我过不去吗？佐贤，你马上给我把他找来，我要当面问他！”
梅佐贤很少看到徐义德这样激动。他当时心里有点吓丝丝，既不敢违抗徐义德的命令，又不敢把韩云程叫来，那马上会出事的。他走到窗口有意向外边张望了一下，回转身来，紧站在徐义德身旁，附着他的耳朵，压低嗓子，说：
“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要不要约到你府上去谈？”“也好，”徐总经理余怒未消，愤愤地说，“告诉他，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到我家去，——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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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远远驶来，一进入漕阳新邨，就降低了速度，煤碴路上发出沙沙的音响，路边两排柳树上的枝条在夜晚的热风里前仰后合。车子在大门口那儿停了下来，汤阿英跳下车子，手里提着一个藤包，慢慢走着，路灯的灯光把她的影子照在路上，越照越长，移动得越来越慢了。
她顺着煤碴路踽踽地走着，没有回家，朝右边转去，不知不觉走到了桥上。她扶着木栏杆，低着头，默默地望着桥下的流水，潺潺地在夜色中流去。她心中在盘算一个问题，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她看着水向一个方面流，流得那么舒畅，她真希望流水能够讲话，告诉她应该奔向那个方向。
她想起杨健的话：千年的苦根要挖，万年的苦水要吐，觉得很有道理。她认为刚才在车上的考虑，是多余的。这个问题像桥下流水一样的清澈见底，还有啥犹豫的呢？
她慢慢移动脚步，向桥下走去，打算把积聚在心头的多年来的苦水尽情地倾吐。她信步走去，突然看到一座建筑物，它外表的轮廓溶化在茫茫的夜色中，但从屋子里透出来的电灯光芒，又清清楚楚可以看到操场上的滑梯和跳板。这是漕阳小学。巧珠现在已经是这个学校里的优秀生了。她顿时想到巧珠，大概已在奶奶的爱抚之下沉沉酣睡了。张学海也早已回到家里，说不定已经睡着了。可能只有奶奶一个人，坐在灯下缝补。想到这里，她踌躇了，步子迈不动了，干脆站在路边，手扶着柳树，眼睛望着静悄悄的小学。
她想：如果把那些苦水诉了，巧珠怎么有脸见人？小孩子们一定看她不起，也一定不肯和她玩，说不定老师对她会另眼相看。巧珠在小学里受了这样的冷遇，会回来躲在妈妈的怀里哭诉，怎么对他们讲呢？在厂里那些姊妹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汤阿英，变成谁也不理的人了。她在厂里当然蹲不下去了，细纱间也不能去了，只好回到漕阳新村。不在沪江做工，能在漕阳新邨住下去吗？一定不能够，还得搬回那个草棚棚里，任风吹雨打，任里弄里的人讪笑：“汤阿英哪能又搬回来了，她做了啥坏事体呀？”那她一辈子蹲在草棚棚里，给张学海管家务带孩子。到啥地方去？到别的厂？人家肯要吗？回无锡，种地，爸爸会骂她：你这个小丫头，在上海过得蛮好的，为啥要回来呢？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同情她，没有人帮助她，也没有人告诉她今后该怎么办。她好像走进死弄堂，眼前没有路了。
她下决心不诉苦，心头舒畅了，如同放下了千重担，步子也轻快了。她离开小学，转过身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走到桥上，她望着那潺潺的流水，杨部长在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声音在她耳边萦绕：
“有问题的人，像是背了包袱。背了包袱走路，你说，多么吃力啊！为啥不把旧社会的苦水诉尽，放下包袱，那多么轻松愉快啊……”
她认为杨部长的话蛮有道理。她现在不去诉苦，难道说永远把苦水藏在心里，背一辈子的包袱吗？张小玲经常劝她：不但把生活做好，厂里的活动也应该参加；提高政治觉悟，青年团员凡事要带头。这不但是张小玲个人对她的期望，余静有时候也这样鼓励她，可见组织上对她十分关心。难道说，在民改这样重大的关头，汤阿英这个青年团员甘心落后吗？那不是辜负了组织对她的期望吗？你不诉苦，她不诉苦，大家都不诉苦，谁诉苦呢？民主改革怎么进行呢？
小学里的灯光灭了，合作社那边的灯光灭了，一幢幢房子里的灯光也逐渐熄灭了。她应该回去了，奶奶等门一定等得心焦了。她顺着煤碴路悄悄走去，快到自家门口，她发现秦妈妈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