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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鼻孔里。护士和卫生员都站在台子旁，等待着凯特的诊断和吩咐。
福莱斯特麻利地解开病人的裤腰带，拉开拉链，将裤子往下拉了拉，露出了腹部。病人呼吸急促，大汗淋漓的脸上写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凯特用双手按下病人的肚子，发现腹部并不肿胀和坚硬。
显然他腹部没有问题。凯特又用听诊器倾听他的前胸和后背，看肺部是否有液体，结果也没发现。这一切表明病人患的是心肌梗塞。注射一针硝化甘油便可增加血管至心脏的血流量，减轻病人的痛苦。但倘若病人的血压过低，这一措施也有危险。凯特测了一下他的血压，发现还不算太低。
“硝化甘油，”凯特吩咐护士说，后者在急诊室里已抢救过无数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根本无须被告之该用多大的剂量。
凯特观看着从心电图打出来的数据，不规则的图形证实，这是个生命垂危的心肌梗死患者。她不得不考虑给病人服用抗血栓药，以便重新打通通往心脏的主动脉。只要在心脏病发作六小时之内服用此药，就能阻止心脏永久性乃至致命的损害。
然而在有把握的开出抗血栓药之前，她还要再进一步的确诊，否则药物将置病人于死地。
她俯视着病人，后者用充满恐怖的眼神向她寻求着能让他起死回生的保证。
“得过溃疡吗？”她问。病人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溃疡？”凯特又重复了一句。“你过去得没得过——”凯特突然明白出现了语言上的麻烦，于是大声说：“把胡安·卡斯蒂略叫来！”
走廊里立即响起一声叫喊：“胡安！”
“嘿，胡安，心脏急诊室叫你去！”远处亦传出一声喊叫。
“胡安·卡斯蒂略！胡安！”
呼叫声像接力赛似地一声声传下去，俄顷，一个黑发、瘦瘦的小伙子急匆匆闯进抢救室。
“找我吗，大夫？”他问，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
“胡安，问问他过去得没得过溃疡？”
胡安把话翻了过去。病人呼吸艰难地答道：“没有”。
“有过中风吗？或轻微中风的病史？”医生问。
胡安再次翻译出来。病人的回答仍是“没有。”
凯特思索了一下他的回答，然后吩咐护士：“把病人的大便拿去化验血，我要求立刻出结果。”
“注射抗血栓药吗？”护士问。
“我需要再查一次他的血压。”血压计在病人被推进来时就已绑在了他胳膊上，凯特捏了几下水银柱，再把听诊器放到病人胳膊上，听了片刻，说：“高压140，低压90，不是太高，可以用抗血栓药。大便结果一出来马上通知我。现在给他一针吗啡，减轻病人的疼痛。”
凯特叮嘱护士的话音刚落，接待病人的前台便有人在叫她：“福莱斯特大夫！福莱斯特大夫！”
她朝门口冲去，却与来找她的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打了个照面儿。
“大夫，我女儿越来越烦躁不安。我要求你立即去看看她！”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对你女儿暂时无法治疗，”凯特答道。
“化验需要多长时间？”女子悻悻地问。
“大夫！”前台又传来急迫的呼唤声。
“我得马上过去，”凯特·福莱斯特说着，试图从拦在她眼前的女人身旁挤过去。
“我女儿同别人一样，也需要你的治疗，而且眼下就需要！”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口气强硬地说。
但凯特还是朝前迈出一步，轻轻将对方推向一边，说了声“对不起”，便径直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去。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瞪着她的背影，狠狠地喃喃道：“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对待施托伊弗桑特家的人，医生也不行！”
凯特·福莱斯特赶到前台后，遇到一个呼吸急促、浑身显得疼痛不堪的老头，他的症状与她刚刚离开的心脏有毛病的病人极为相似。老头看上去七十来岁，凹陷的两颊上布满灰白的胡子茬儿，说明至少已三天没有刮胡子了。他脸色红润，青筋暴突，一看就知常暴露在烈日之下。
他水汪汪的褐色眼睛不停地眨动着，额头潮湿，嘴唇薄而干枯，下嘴唇有两处龟裂。他衣衫褴褛，衬衣领口肮脏而且已经被磨破了。凯特伸手去摸他的脉搏，发现他的粗花呢上衣袖口已破损的不可救药。
他心跳缓慢而稳定，但却不停地说：“疼，大夫。我疼才来这的。给我治治疼痛。”
凯特开始解他的外罩和衬衫，检查他的胸部和腹部，想找出他疼痛的具体部位。他的衣服又脏又破，凯特只得强忍着去解。她小心翼翼地解开外罩，又解开他衬衫上惟一剩下的两个钮扣，接着把听诊器贴放到他身上。听诊时，老头仍兀自嘟哝着：“疼，我疼。”
“哪儿疼？”凯特问。
“哪儿都疼。而且疼得厉害，好厉害。”
在医学院最初上基础诊断课时，凯特学会了一个深深植根在她心中的信条，哪儿都疼就是哪儿都不疼。据她观察，这个信条完全适用于这个老头。可老师们也曾劝告过，万万不能以最初的印象遽下结论，以免铸成误诊的大错。
于是她又检查了一遍老头的胸和背部，没有发现积水迹象。尔后再检查心脏，心跳规则而缓慢。她用手指压迫他的腹腔，听腹部的声响。除了近期没有进食外，她未发现任何异常症状。检查即将完毕时，凯特看见离检查台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名叫克拉拉·比萨德的老护士。比萨德稍微摆了一下头，又给凯特递了个眼色，分明在说：大夫，我有话跟你说。
凯特于是离开了检查台。
“大夫，你在白费时间，”比萨德悄声说。“我以前见过他，好几次了。永远是一样的症状，永远在下雨的晚上来。”
“下雨了吗？”凯特问，恍然大悟外面下雨她却不知道。比萨德说：
“你已经值了好半天班了，所以没留意。早上就开始下了。每次大雨下个不停的时候，这个老家伙就溜进来假装称病。别耽误功夫了，大夫，把他打发走。”
“我已怀疑他在装病。”
“没有别的大夫值班，”护士说，“你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还是让我替你把他打发走吧。”
“可以，”凯特说。护士正要朝老头的方向走，凯特说：“等等。”她示意让比萨德回来，然后低声说：“打发他离开之前，想办法给他弄杯热咖啡和一个三明治吃。”
“那样不是鼓励他下次再来吗？”比萨德说。
“这事由我担着，”凯特说，“不管怎么说，外面在下雨，而且很冷。”
说完她又朝刚才丢下的那个病人走去。
第三章
在心脏病检查室里，凯特·福莱斯特发现病人已比不久前放松了许多。吗啡已解除了他的痛楚，他对死亡的恐惧似乎也已经消失，但却意识不到死亡对他仍是个威胁。
凯特浏览了一遍几分钟前打出的心电图分析，病人患的是冠状动脉梗塞已是确凿无疑的了。
于是她吩咐护士说：“化验报告和大便中的血样化验出来后，立即把他送往心脏监护室。如果化验结果没什么意外的话，给他服用抗血栓药。”
她走到病人身边。“你没事了，要放宽心，”她说。尽管他听不懂她的话，凯特希冀以自己的面部表情给予他安慰。
凯特踅出心脏病治疗室，忽听住院登记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利的叫声。
“来人啊！我的孩子！”女人喊道。
凯特·福莱斯特朝呼喊的方向转过身，却见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伫立在三号检查室的门口，正用愤怒的目光瞪着她。显而易见，这个女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对她女儿采取任何治疗都是无用的，而且还很有可能造成危险的后果。
住院入口处的呼喊表明事态紧急，于是凯特没有理会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沿走道直奔前台而去。在那里她见到一个显然是西班牙血统的年轻妇女，怀里紧紧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婴儿，孩子好像没睡觉，但两眼却微微闭着。
凯特轻轻掀开婴儿的眼睑，检查他眼睛对手电光是否有条件反射。结果幼儿的反应不很正常。
“大夫？大夫？”母亲祈求道，手指还神经质地揉搓着一串念珠。“求求你，大夫，她怎么了？”
凯特揭开孩子的衣服，一边检查一边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发生……”母亲说。“玛丽亚睡觉时，我瞧见她呼吸不正常，我就听了一阵儿。后来琢磨应瞧瞧医生，就把她抱了来。”
此时凯特已匆匆检查完孩子的胳膊、腿和身子。她悲哀地发现自己的疑心得到了证明，孩子身上呈现各种各样的青黑色血肿，还有两处是烫伤，已经愈合。凯特还怀疑幼儿的一条腿曾骨折过，但已自愈，另一条腿则呈现肿胀。
“你打过玛丽亚吗？”凯特问。
“没，没有！从不打她！”母亲矢口否认。
“别人打过她吗？”
“没有，没人，”女人说。“可玛丽亚摔跟头，她总磕着自己。”
凯特又做了几个一般性的神经检查，感到十分担忧，她决定在把孩子送往小儿神经科进行彻底检查前，必须给孩子做个全身X光片。如果她的怀疑得到证实，神经科大夫也应做个脑电图并对孩子的头颅进行扫描检查。
“你今晚必须把孩子留在这里。”
“不，不！不能留下她！”母亲抗议说。
“你要是不想让她死，最好将她留下！”凯特·福莱斯特俨然在下命令。
一听这话，女人失声哭了起来，她想伸手去抱孩子，却被凯特拦住。“别抱！到前台去，办理一切手续。我来照顾玛丽亚。”
“不……不……我不能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