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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特朗布尔打断对方说，“什么事在陪审团眼里都是渎职或失当。一个喷嚏，一声咳嗽都能被送上法庭，输一大笔钱。若是诉讼涉及到一位少女的死亡，至少得宰你数百万！这还不算施托伊弗桑特会给医院的名誉造成的损害。我想见那个女人！”
按照约好的时间，凯特·福莱斯特两点钟准时走进卡明斯的办公室，她发现院长没坐在他那个典雅老式的写字台后面，而是坐在了占据着大办公室一角的一张长形会议桌的首席位置上。她还惊讶地发现一个生人，五六十岁光景，除了几绺灰发外头发已秃光。他面庞红润，但神色阴沉，仿佛在做着判断。
“福莱斯特，这是特朗布尔法官，医院的法律顾问。”
听到“法律顾问”的字眼，凯特意识到这次见面绝非她事先想像的那样是讨论治疗上的问题。
蓦地，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两天前的威胁终于变成了现实。
“坐吧，福莱斯特，请坐，”卡明斯愉悦地招呼着凯特。
“叫我来是为施托伊弗桑特的事，是不是？”凯特问，依旧站在原地。
特朗布尔的目光证实了她的疑惑，这使她愈发感到不安。
“坐吧，医生，”卡明斯又说。
凯特坐到特朗布尔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是的，”卡明斯悲戚地承认。“是关于施托伊弗桑特的事。”
“整个治疗过程都在她病历上。我仔细过目了我写的记录，病历完整而且准确无误。”凯特解释说。
没待卡明斯开口，特朗布尔问：“福莱斯特大夫，你说你仔细过目了你的记录？”
“是的，”凯特口气坚决。
“为什么？”特朗布尔问。
“为什么？”凯特重复着，试图想弄明白这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的目的。“这……像这样一个病历，令人迷惑不解，而且结果非常不幸，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都会好奇的。”
“好奇？”特朗布尔问，“好奇什么？”
“当然是好奇发病的原因了，”凯特答道。“我正焦急地等着验尸报告呢。”
“我们都在等，”卡明斯说。
“卡明斯，我想你应该告诉福莱斯特大夫问题的严重性。也许她可以采取一些步骤。”
“采取步骤？”凯特疑惑地问。“什么步骤？”
“你要明白，大夫，”特朗布尔答道，“作为医院的法律顾问，我的事务所将为你辩护。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医生希望自己找律师。”
“辩护？辩护什么？”凯特急切地问。
特朗布尔看向卡明斯，把棘手的解释性工作派给了后者。
“福莱斯特大夫，由于你来自中西部，所以可能不太熟悉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卡明斯说。
“我知道他是房地产业的大亨，”凯特说。
“房地产大亨是描绘他的一个低调词，此人在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拥有数家赌场，在十几个城市拥有饭店，在这还有许多写字楼，足可以建成一座他自己的城市。”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凯特问。
“此人有权，”卡明斯说。“他本人就是权力的化身。财政、社会，尤其是政治权力。人人都说要是没有克劳德的资助和口头支持，谁也甭想被选为纽约市的市长。他要是认为她女儿的病治疗不当，肯定会报复的。”
特朗布尔插话说：“我的事务所过去曾跟他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他肯定要报复。告你渎职罪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所以我们得有所准备。”
“为了救他女儿，我尽了一切努力，”凯特反驳道。
“这我相信，卡明斯大夫也相信，”特朗布尔说。“但一旦法庭传唤我们，我们必须要胸有成竹，能向陪审团证明这一点。”
“肯定能证明！”凯特愤慨地说。
“所以你就更得好好考虑我说的话了。我的事务所肯定会为你辩护，但你也可以自己雇律师。”
“律师很贵，”凯特答道。“我上医学院的学费现在还尚未还清呢。”
“那就依靠我们事务所吧，”特朗布尔说。“另外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你又看过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可我已经看过了！”凯特说。
“是的，没错。你那种做法会让人做出种种解释，”特朗布尔说。
“这个病历使我困惑，从业务的角度感到好奇。所以我重新看看我是如何处理的，这在情在理，”凯特试图做出解释。
“医生，你是不是对病人的处理没有把握，怕出差错，所以才重新查看病历上的记录？”
“不是，当然不是！”凯特立即答道。
两个男人突然沉默下来，这使凯特意识到，这正是不怀好意的律师迟早要问她的让她看上去有罪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纯属捕风捉影，但却充满责怪的味道，令她找不出合适的答案。
“我明白你的意思，”凯特说。
“姑娘，我对你的忠告是：不要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只有我指定给你的律师除外。否则你就会说出一些幼稚的话，让人事后利用来攻击你。”
凯特重复着说了声：“‘利用来攻击我’。我怎么突然间变成了被告。我的全部事业，在学校多年的苦读，医学院的用功——一生的计划……”
卡明斯想给她打气，便温和地说：“亲爱的，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但一旦施托伊弗桑特指控你治疗失当成立……”
“你肯定会指控我治疗失当吗？”
特朗布尔怏快地说：“这年头陪审团动辄就判别人这罪那罪。按照施托伊弗桑特的为人，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我做得没错！”凯特大声说。“我能证明这一点。什么时候我能见指定的律师？”
“我的秘书今天下午给你打电话约定时间，”特朗布尔说。
凯特·福莱斯特离开后颇觉愤慨，同时对特朗布尔向她提出的警告也感到惧怕。回公寓的路上，她的激愤愈发强烈。这不公平。她做出的所有奉献，她的刻苦攻读，多年的学业，都可能会付之东流。一个男人，一个她根本不沾边的男人突然介入她的生活，威胁她，这不公平。她想努力劝慰自己：他要是如此有钱有势，打官司能给他带来什么利处呢？即便赢得几百万的金钱也是无法使他女儿起死回生的。
凯特继尔又想，也许向他解释一下他女儿被送进医院时的状况，她的症状如何的不确定，化验结果只能反映出她部分病症，但不足以让医生做出肯定的确诊，如果有人能把这些都向他解释一遍，他肯定会明白的。她和律师见面时一定要讨论这一点。
她推开公寓的门，只听罗茜从冶室里喊道：“是你吗，凯特？”
“是我，罗茜，”她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她的室友从浴室里出来，用毛巾擦着长长的黑发。
“卡明斯找你干吗？”
“他们要给我指派个律师，”凯特说，尽力说的若无其事，不像她真正感受到的那样忧虑。
“律师？你要律师做什么？”罗茜问，口气似在为凯特打抱不平。
“他们觉得我肯定会被指控治疗失当。”
“治疗失当？”罗茜气愤地说。罗茜·庄虽然性格沉静，具有东方人的含蓄，但遇到不公正的事，这个年轻女人便会火冒三丈。“我们没日没夜干！条件又那么差！上诉的应该是我们！”
罗茜见怨气帮不了凯特的忙，便转而采取安慰的手法，拥抱她说：“别泄气，亲爱的。医院所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都会为你说话的。我们巴不得在法庭上出出怨气呢，是时候啦！我刚沏了一壶咖啡，想喝吗？”
凯特淡然地点点头。她室友的鼓励反为她平添了一丝负担。凯特不希望自己的事成为伸张正义的媒介。她希冀整个事情能悄无声息地得到解决，以便她能继续她的事业。在她眼里，她的追求就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争取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罗茜将一杯滚烫的咖啡递给她，凯特说：“我一直在想……”
“别老想了，”罗茜劝说道。“所有的医生都碰到过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病人总有死的。死是生的代价。我们所有人都逃脱不掉，有早有晚罢了。而且人死也不总是像医学教科书里说得那样合乎情理。”
“布里斯科把她妈妈送出医院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话什么意思？”罗茜问。
“虽然她对女儿的猝死恸不欲生，但她更怕一个人。”
“怕谁？”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我想。”
“这样的话，但愿他们能给你找个好律师，”罗茜说。“因为任何一个能使他妻子如此怕他的男人绝不是好对付的。”凯特茫然地点点头。她想啜口咖啡，却慢慢地摇摇头。“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
“不能等到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吗？”罗茜问。
“你是说事情能澄清还是越变越糟？”凯特说。“不，我得打。爸爸为了我操了这么多心，他有权知道一切。”
“你心情很糟，别再火上浇油多一层内疚感。我们都欠父母的，”罗茜说。“并非我们想欠，而是他们情愿做出牺牲。我爸爸从他的小餐馆里挤出钱供我交学费，你以为我愿意他这样做？他完全可以用那笔钱扩大生意，加倍地赢利。可他总是说：‘餐馆太大了，活儿干不完。’根本不是实话。他完全可以发展生意，而且做得很出色。说不定现在还退休想清福了呢。可他不，他的小罗茜一定要实现她的梦想，当个医生。如今好了，我没日没夜地干，还得受暴君似的科主任们的气；病人也傲慢无礼，而且这座城市极不安全，每次迈出这个房间生命都受到威胁！”
罗茜见她的牢骚更加剧了凯特的低沉情绪，便开玩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