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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不计较齐社娟当着她的面扫床,此时又有重要的话和齐社娟说,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二哥这病叫人怎么办哟!”
齐社娟刚知道二哥的病情已经稳定,就劝谢庆芳说:“嫂子,别急,二哥的病已经稳定了,下一步就帮助他多活动,争取能恢复到下床走路。”
谢庆芳说:“病是基本稳定了,恢复需要时间,这些我都知道,可钱呢?治病的钱在哪里?已经花了这么多了。”
齐社娟知道,嫂子一贯把钱看得重,这和她没有工作有关。自从和二哥结婚后,就一直在家里做太太,解放后,也没有外出工作。她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钱包,掏出二百元钱递给谢庆芳说:“嫂子,钱的事,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好在孩子们都工作了,可以帮帮家里。”
谢庆芳伸手推开齐社娟递过来的钱说:“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借钱的,是想和你一起商量商量。”
齐社娟说:“嫂子,有什么事你说吧。”
平时齐社娟不怎么和嫂子说话,一是因为工作忙,在医院里常常值班,回到家里谢庆芳已经睡了;二是姑嫂俩也不怎么合拍。但她与世无争,更不会和嫂子计较甚至吵架,几十年倒也相安无事。
谢庆芳起身去把房门插了起来。又回到桌前,只把半个屁股搁在椅子上,身子朝齐社娟那边伸过去,声音很小地说:“社娟,你知道我刚才在厨房里干什么吗?”没等齐社娟回答,谢庆芳又神秘地朝门的方向看了看,好像再次确定一下门外有没有人,然后问:“你还记得解放前夕,大姐从南京回家来搬东西时的情景吗?”
谢庆芳道出了齐家历史上最后一件悬疑的事儿。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齐社玉匆匆地从南京回来了。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不久,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直逼长江,南京政府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撤退前的准备。齐社玉的丈夫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担任参谋,自然了解大局走向,已经开始了向台湾撤退的行动,而他也被派往台湾。接到这个指令后,他知道此一去,不知道哪一年才能重回大陆,就让太太回一趟宜市老家,把存放在家中的细软金银取出来带往台湾。
回到齐府的齐社玉神情慌张,行踪也很诡秘,和太太关在房里悄悄地说话,见到弟媳妇谢庆芳也只是客套几句。
谢庆芳的精明使她知道大姐这次回来肯定有事。这时,宜市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她最大的担心就是齐社玉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在齐社玉回家的几天里,谢庆芳一直悄悄地关注着她的行踪。当晚就偷听到了齐社玉和太太的谈话。
那天停电了,老宅里一片漆黑,齐太太点起煤油灯,也就没有注意到谢庆芳悄悄地藏在窗外。
母女俩对着油灯说话,尽管声音很小,谢庆芳还是听见齐社玉说:“妈,共军就要打过来了,家中该藏的东西要藏好。”后面讲话的声音就听不清楚了。
听到这句话后,谢庆芳日夜寝食不安,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嫁到齐府就是图齐府的富有,可进了齐府才发现已经是一个空架,但瘦骆驼比马大,这么大一个家族,就是扫扫箱底的钱,也会是很大的一笔。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家里到底还有多少家财。太太死死地把持着管家的权力一直不放,使谢庆芳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个家庭的财产,更不知道家里的金银细软房契地契放在哪里?如今,齐社玉叫太太把东西藏好,不就是指的钱财吗?
谢庆芳的算盘打得很精明。齐家的大哥已经在英国,二姐就要去台湾,小妹社娟非齐太太所生,家里的财产那就明摆着应该给老二社鼎的。可齐社鼎书呆子一个,从不关心家里的财产。有时,谢庆芳跟他稍稍提一提,他还很反感地叫妻子少管这些事。
如今,大姐社玉叫太太藏东西,谢庆芳一定要知道藏些什么,藏在哪里。那几天她无论做什么事,心都在太太身上,始终瞄着老宅里的一动一静。
太太一切如故。
齐社玉走后,解放军的炮声就越来越近了,驻扎在宜市的国民党部队开始撤退。坊间传说国民党已经准备放弃守城,要把部队撤到长江以南,以便集中兵力和解放军决一死战。
一天夜里,谢庆芳突然被惊醒。惊醒谢庆芳的是三进门前的那块“叫堂”。
什么叫“叫堂”?这是过去有钱人家的深宅大院里最原始的“防盗机关”。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为了防止盗贼深夜溜进来偷盗,除了高墙重门,还在进出关键通道上,铺了几块青石板。这几块青石板与众不同,下面是空的,或者是阴沟,或者故意挖空,并且故意不垫平。这样,人一踩上去,石板就会发出“嗵”的一声响。由于下面是空的,响声更大,这样就会提醒了屋主人。这几块石板有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堂”。
三进雨廊门前就有一块“叫堂”。谢庆芳被这块“叫堂”的响声惊醒了,再一听,老爷和太太经过她的房间往二进厅堂方向去了。她马上起床,悄悄跟上,看见老爷和太太边走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进了他们的房间。接着,太太给老爷打来一盆水,两人洗了洗,就关灯睡觉了。
谢庆芳转身就去了后花园。虽然那天有个大月亮,把后花园照得白白的,但也看不出哪儿有被挖过的痕迹。
第二天天一亮,谢庆芳装着到后花园去收拾花草,把花园里拐拐角角都搜寻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有被翻动过的地方和挖出来的新土。她再把目标转到花园与三进厢房之间的厨房和库房,也就是今天住着孙拽子和张奶奶的那几间房。但那里那么大,除了齐府每天烧饭所需要的油盐酱醋,还放着酱缸、咸菜缸和几口大水缸。柴房里堆满了柴火,库房里还装着许多一时用不上又舍不得扔的杂物,找了很久,谢庆芳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谢庆芳转念一想,也不急,现在就是找出来,老爷和太太都在,你也拿不到手。反正只要藏在齐府,没有被社玉带走,不就等于仍放在家里吗?她把这个秘密深深地藏在心底,静待时机。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进城了,很快征用了齐府的一部分房子,住进了很多穿军装的人。那时解放军忙于备战渡江,打到南京去,齐府做了一个师的司令部,全副武装的军人在齐府里像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谢庆芳连想都不敢想再去找了。
部队刚一离开,谢庆芳就想乘着打扫房子时赶紧找。但还没有等她来得及动手,又搬进来一些接收地方政权的军代表。后来军代表到市政府去办公了,他们的家属很长时间还住在齐府里。当然政府是付租的,租金以大米计算。赵大队长一家就是那时搬进来的。齐家也并不是被迫的,他们那时需要靠租金来维持生活。
后来老爷太太都去世了,在台湾的二姐也石沉大海,而那个远在英国的大哥更是杳无音信。然后,一连串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那时他们家已经全靠租金过生活了,这种日子一直维持到私房改造,偌大的一个齐府已经不完全属于齐家了。时光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孩子也一个个出生了,长大了。那些可能藏着齐家浮财的地方已经住进了别人,寻“宝”就更困难了。每当日子太平一点,谢庆芳就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寻找。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她只有装鬼,穿一身白,拿一个电筒藏在白衣服里,一发现有人,就把电筒打开,让人感觉好像是飘在半空中的鬼。
找啊找啊,谢庆芳找了几十年,她一直不想告诉跟木头一样的丈夫。好在后来齐社鼎到郊区中学去教书,每周只回来一天,谢庆芳半夜外出,他也不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就是这个天大的秘密支撑着谢庆芳的生活。也是这个天大的秘密,让谢庆芳半人半鬼地活着。白天是人,夜晚是鬼,有时候她夜里外出,简直有点梦游的感觉,寻找的地方就那么大,每次寻找都是在重复一个过程,渐渐地,寻找的意义超过了寻找的目的,只要没找到,就等于财宝还在哪儿安全地藏着,谢庆芳的希望就仍然存在。她想,老爷太太已经死了,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只要没有被别人发现,就慢慢地找好了。
现在老宅马上就要拆了,不能慢慢地找了。如果再找不到,财宝有可能在拆房子的时候被人发现,即使不被发现,也会永远被埋在新房子的下面,那就永远拿不到了。
这就是这些日子她心急如焚的原因。她认为财宝不是藏在后花园的那些假山里,就是藏在老厨房里。是埋在厨房的地下,还是放在墙洞里,还是塞进了柴房的天花里,这就很难说了。如果财宝放在天花里,谢庆芳一个妇道人家怎么爬上房顶去找呢?
寻找了多少年,多少个夜晚,不可能一次都不被人发现,被看见了只能装鬼吓人,然后迅速躲开。那次被四斤儿发现,情急中她用手上的铁锹砸了四斤儿的脑袋一下,这才脱身。
她急啊,想啊,想到太太在临死前一定告诉了她的儿子,她不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过去,她一直没有问过齐社鼎,她怕齐社鼎打破她的希望。当风闻老宅要拆,她下决心要问齐社鼎的时候,齐社鼎出事了,无法开口说话了。这难道是天意?那次,医生下了齐社鼎的病危通知书,她一接到眼泪立即就下来了,那眼泪与其说是为齐社鼎流的,不如说是为自己流的,心里喊着一句话:天啦!难道你也和你母亲一样,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经过抢救,齐社鼎活过来了,可又失语了,说话咿咿呀呀谁也听不懂,谢庆芳只能把全部的希望放在齐社鼎的康复上。但,时间不等人啦,老宅要拆的日子越来越近,也不知道齐社鼎什么时候才能说清楚话。谢庆芳等待着奇迹发生,她每天在喂完饭时,都会伏在齐社鼎耳边悄悄问他这个事情。她说:“社鼎,开口说话吧,打个手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