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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好姜汤,一口气就给四斤儿灌了一大碗。他就开始出热汗了,一个劲地说:“热——热——”把被子都踢开了。接着就说胡话:“他妈的,你抓我,我不怕你!你抓我,我不怕你!什么鬼我都不怕!还怕你狐仙?”
“啊?狐仙!”七妹害怕了。她俯身仔细看,发现四斤儿脸上的抓痕不像是人抓的,是细细的三道。
她问:“四斤儿,你脸上到底是怎么搞的?好像不是人抓的。”
四斤儿眼睛睁不开,答非所问地说:“什么都瞒不住我,什么都别想瞒我。我都知道,我都知道,看你还藏多久。”
四斤儿不停地说着胡话,七妹只得紧紧地抱着他,像抱着自己的儿子。
四斤儿闹了一阵子,浑身上下像被水浇过一样,慢慢睡着了。
七妹用干毛巾把四斤儿浑身上下擦了一遍。四斤儿又开始说胡话,不过这次是轻轻地说。七妹听不清他说什么,只得紧紧地抱着他,一直抱到天亮。
四斤儿突然睁开了眼睛,看见老婆抱着自己,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等他睡熟以后,七妹将他放到床上,盖好被子,她还要照顾儿子小三子。
这一睡,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晚上。
晚上,四斤儿又发烧了,他突然坐起来,指着蚊帐顶说:“什么东西跑过去了,你还想来抓我?”
七妹哭了起来:“四斤儿,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可不要吓我们娘儿俩啊。”
小三子站在床前顺着四斤儿手指的方向看,看了一会儿,说:“爸,那儿什么也没有啊。”
四斤儿出事的消息,当然瞒不住老宅里的人,甚至四斤儿说了什么胡话大家都知道了。热心人又来了,当然也有抱着好奇心来探究竟的。谢庆芳还出主意教七妹,如果四斤儿再说胡话,就掐他的人中,还做样子给七妹看。她狠狠掐着四斤儿的鼻子正中,一会儿就掐出一个深深的指甲印,掐得四斤儿直哼哼。
七妹看着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这道血痕这么细,肯定不是人抓的。”
谢庆芳说:“我看也不像是人抓的。”
成虎也来了,他看了看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会不会是黄鼠狼?”
四斤儿目光呆呆的,摇摇头:“狐仙,白色的。”
谢庆芳听了,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房梁,然后就逃避似的回家了。显然,她怕狐仙,她家还有一个被狐仙吓成半身不遂的丈夫。
七妹像被传染了似的,也抬头看着房梁。真怕再遇上狐仙,谁遇上谁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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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老宅的二进处在宅子的正中,过去一般是大少爷住的,一家之主老爷和太太住在三进。也有人家人丁不旺,老爷太太住二进,少爷住一进,小姐住三进,呈轿子式,意思是儿女抬着老爷太太。如果老爷太太住三进,那么小姐们就住在三进的楼上,所以三进的设计就比较注意私隐。
从大门到二进,除了有厅堂的隔栅门,几乎都是通的。从二进到三进就不一样了,经过厅堂,绕过照壁,穿过虎皮门,进入一个小天井,三级台阶后又是一道门。这道门很结实,黑色,铁门环,门边包着铁皮,从里面插上门闩,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但是这道门已经多年没有关过了,老宅里住了这么多人,如果关上,出出进进就很不方便。
进入这道门,是一个“回”字形的连廊,连廊的中间又是一个天井。如今保存完好的徽式民居中,一般都没有连廊,只有大家族的祠堂里才有,因为祠堂比民居要大,汇集的人多。可当年的齐府里就设计有连廊甚至有雨廊,连廊和雨廊是为了主人在雨天行走不淋雨而设计的。西边连廊有一个楼梯,楼上住着的就是何惠芳。
这天,茉莉被成虎接回家,晚上和母亲何惠芳一块吃饭。茉莉长大以后渐渐懂事了,理解母亲一个人带着她这个身有残疾的女儿很不易,每次回家都陪着母亲谈谈心。这天吃饭的时候,茉莉突然问:“妈,能和我谈谈我爸爸吗?总有同事问我,可我对爸爸一无所知。”
何惠芳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眼泪涌了上来。她想了想,对女儿说:“茉莉,你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特别的人。不是妈妈不告诉你爸爸是个什么人,而是担心你无法理解你的爸爸。”
茉莉见母亲伤心了,说:“妈,我已经长大了,会理解的。”
何惠芳站起来,收拾着桌上的碗筷,边收拾边说:“孩子,让妈妈再想想,想想怎么告诉你。妈妈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何惠芳收拾好碗筷,拿到楼下去洗了。茉莉回到自己房间,拿出一本琼瑶的小说在灯下读。
何惠芳在楼下洗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洗得长,明明已经洗干净了,可她又洗了一遍。她是不愿意再回到楼上,看到女儿那清澈见底的眼睛。她说不清刚才的落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死去的丈夫江堂发。
洗完碗,何惠芳在楼下厨房里站了很久,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她感叹自己这一生太苦,她又害怕会影响到女儿的一生,越想越伤心。曹老三到厨房里倒水,看见何惠芳一个人站在黑暗中,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何惠芳擤了擤鼻涕说:“没什么。”转身上楼去了。
曹老三在背后轻声说:“是不是茉莉又让你生气了?她是孩子,别往心里去。”
何惠芳边往楼上去,边说:“不是,不是孩子的事,也没事。”
何惠芳回到楼上,走进自己的房间,插上了门。她坐到桌前,拉开了抽屉,从里面翻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就是她的丈夫江堂发。那时江堂发还很年轻,肩膀上扛着一只枪,不过是一只气枪。她并不是在怀念江堂发,直到今天她甚至都有些恨他,她还是在伤感自己的命实在苦,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害了自己一生,至今也没有结束。
何惠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搬进老宅的。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从“走资派”手里夺取了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久,造反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支派”。另一派反对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反派”。江堂发原是港务局一艘拖轮上的水手,尽管从来没有去过大海,却称自己是海员工人,平时总爱穿那件洗旧了的蓝白条水兵衫。他是“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两派越斗越激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打棍子发展到开枪。“支派”撤到城外,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整个城市给围起来了。江堂发的家在城外的工人宿舍区,那里是“支派”的地盘,他没法回家,就住在城里。这时他有了一个女人,就是何惠芳。带着一个女人,要住在安全的地方,园青坊85号在城市的中心,除非“支派”占领全城,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堂发带着何惠芳搬进了老宅,把三进靠北边的二楼连同西连廊,临时隔成房间住了下来。
江堂发和何惠芳搬进老宅的情景,至今谢庆芳还记得一清二楚。江堂发挎着一只驳壳枪,身后跟着背枪的警卫员,杀气腾腾的,老宅里的人,一个个都不敢出声。
当时何惠芳只有二十多岁,很有几分姿色。宜市水土好,姑娘们都有水灵灵的肤色,何惠芳就是一个典型的白里透红的姑娘,她原先在商场当营业员,后来到造反派组织里当话务员,认识了江堂发。
江堂发在宜市是一个传奇人物,只是今天人们早已把他遗忘了。江堂发喜欢枪,“文革”前,他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买了一支气枪,没日没夜地练枪法。江堂发练枪法和别人不同,他有自己的办法。他在一块木板上贴着靶纸,靶纸是自己画的,靶心先是一个黄豆那么大的点,然后是芝麻那么大的点,最后就用一根针刺出一个点。打十枪不能有十个枪孔,只能有一个,然后数靶纸后面的铅弹头有多少。夜晚看不见靶纸,就在靶纸前点燃一支烟,打那红红的烟头,后来又改用一根点燃的香。练得多,消耗的铅弹也多,为了省钱,他做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满锯末,放在靶纸后面,铅弹穿透靶纸,落在盒子里,打完后把锯末里的铅弹筛出来再用。江堂发就是这样把枪法练得出奇的好。
江堂发出名,是在全民“除四害”的时候。江堂发对其他三害没有兴趣,只喜欢打麻雀。他可以在五十米内,一枪一只,弹无虚发,打下麻雀不计其数。政府要奖励他,他只要气枪子弹。神枪手江堂发就这样出名了。首先出在市报上,江堂发的事迹占了半个版,接着省报记者下来了,江堂发扛着气枪的英姿又出现在省报上。宜市没有人不知道神枪手江堂发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堂发家不缺吃的。他把打下来的麻雀拔毛开膛,用盐腌了,一串一串挂在那儿风干。自家吃不完就送人,于是结交了不少朋友。
文化大革命给他这等人展开了大舞台。“武斗”开始了,江堂发成了“反派”的一宝,神枪手江堂发简直就是令对手胆寒的名字。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他就是战无不胜的象征。
何惠芳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江堂发的。
一个两派“武斗”打得很激烈的晚上,枪声大作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有情报说,“支派”有好几支武装小分队摸进了城里,“反派”司令部里气氛很紧张,电话特别多。江堂发要的一个前沿阵地的电话,何惠芳接了几次都没接通,已经有了司令头衔的江堂发火了,把电话给扣下了。
一会儿,总机房的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了,一个黑黑的汉子直闯进总机房,冲着何惠芳叫喊:“你怎么搞的?连一个电话都接不通,赶快给我接,误了战事我毙了你!”说完又跑出去了。何惠芳又气又怕,哭了。同事告诉他,这就是江司令。终于,何惠芳把江堂发的电话接通了,她嘘了一口气,倒不是担心会被江堂发枪毙,而是害怕他又会闯进总机房里来骂人。
枪声平息了,电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