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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一定要执行命令。
为了革命,赵大队长不是第一次杀人,但那杀的都是敌人,现在却是去杀自己的亲人。穿衣的时候,他一阵一阵地发冷。但他心里明白,别说是大舅子,就是自己的亲爹亲儿子也得执行。他带上枪立即出发了。
出门的时候,老婆还给他披上棉袄。她怎么都不会想到,丈夫要去杀自己的亲哥哥。
走到院子外面,门口还有几个人,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出发了。赵大队长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几个武工队员跟在他身后,只听到“沙沙”的脚踩枯叶的声音。他熟门熟路地摸到了大舅子的家门外,站在窗台边轻轻地喊了几声。
尽管是在深夜,大舅子很快就披衣出来了,见是妹夫,就问:“有行动?”
“是。”赵大队长只说了一个字,转身就走。
大舅子二话没说就跟上了。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仍然只有“沙、沙、沙”脚踩枯叶的声音和风刮着树叶“哗啦啦”的声音。村长一句话也不问,默默地跟着走。
走到村外一个破窑口,赵大队长突然停下来,大舅子没止住脚步一下子就撞在他身上。赵大队长顺势捂住了他的嘴,后面的人立即一拥而上,把村长结结实实地捆上了。从头到尾,村长也没有说一句话。
赵大队长对成虎说:“不是用枪打的,怕惊动了鬼子,因为鬼子的炮楼离得很近,是用绳子勒死的。勒死以后,将尸体一直拖到鬼子炮楼的出口,还在尸体上放了一张写着‘这就是叛徒的下场!’的纸条。然后,我回到家又和老婆睡在一张炕上。”
赵大队长说:“那时候革命就这么残酷,六亲不认!”
但是,赵大队长的后半生却一直为此而惴惴不安。
前几年从老家来了几个搞外调的同志,把这个案子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当村长的大舅子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他就刻了一枚私章挂在腰上,有事就盖上,证明他同意。
出卖伤员和堡垒户的叛徒知道炮楼里一定有八路军的内线,为了不暴露自己,谎称告密的字条是出村的路条,要村长盖章。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舅子稀里糊涂地盖了章,为此把命送了。
多年以后,真正的叛徒被抓了,在审讯中把这件事供了出来。可办案人员竟然将材料放进档案,让它石沉大海了。直到“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因为别的案子查案卷时,带出了这份材料,大舅子的冤案真相才大白于世,当地就给他平了反。这时,他的老伴已经双目失明,身边又没有儿女,生活非常凄苦。
杀死村长的命令是上级发出的,赵大队长只是个执行者,可他毕竟是亲手杀死了大舅子,当从外调同志的口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他的心立即抽起来般的疼。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怎么办?于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每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省出三十元钱,寄给大舅子的老伴。每月挤出的三十元,几乎改变了赵大队长的生活。因为他的工资每月交给老婆以供家用后,剩下差不多就只有三十多元。这种拮据,使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悄悄捡过别人的烟头抽。
在战争年代,赵大队长不止杀了一个人。战争哪有不流血的?赵大队长曾经理直气壮地想:战场上,我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我,杀我的同胞和同志。
对于亲手杀死大舅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赵大队长内心的一个隐痛,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但他一直以自己是维护革命利益的来安慰自己,因为自己杀的是人民的敌人。后来,却突然发现,一切都是错的,自己错杀了一个同志,错杀了一个亲人。
他的内心永远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要一直跟着他进入坟墓。
还是那句话:革命是残酷的。
听了赵大队长的故事,成虎心里像塞了一块脏抹布堵着,憋得慌,又呕不出来。因为一个偶然,错杀了自己的亲人,又因为一个偶然,把错杀的真相翻出来了。不揭开这个历史的真相,对大舅子是残酷的;揭开了这个历史的真相,对赵大队长也是残酷的。虽然历史并不会要赵大队长承当责任,但良心的不安,将残酷的折磨着他的余生。在每月那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三十元钱寄给死人的遗属,可以使他的良心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历史的错误,他承受得起吗?应该由他来承受吗?
这个逐渐走向暮年革命了一辈子的赵铁柱,本来就因为儿女众多,住房窄小,经济拮据,弄得他疲惫不堪。战争年代冒着危险出生入死,和平年代始终在和贫困搏斗,这就是他的一生,所以牢骚大,骂人多,以此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太阳慢慢地西沉,赵大队长抱着那件旧大衣缩在藤椅里。成虎看见一滴浊泪顺着他的鼻翼流到他的胡须上,像是眼泪,又像是鼻涕。
突然,赵大队长像是被什么惊醒了,精神抖擞地坐了起来,张开眼睛四处张望。
成虎纳闷,他是怎么了?
孙拽子拉着板车回来了,像个野鸭子一样嘎嘎笑着。
天黑了,成虎和赵家人一道把赵大队长抬回屋里。
那天,曹老四去远郊拉水泥,送完水泥,到江边把板车洗了洗,回家时,老宅里家家都吃过晚饭了。曹老四刚把板车放好,突然听到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铁姑啊,你就这样走啦!你叫我怎么活呀!”
哭喊的人是孙拽子的老婆丘碧霞,铁姑是她的大女儿,年纪轻轻的怎么突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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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齐府的大厨房横向一连三间,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大间是灶间,中间也是一个厅堂,西边的一间是仓库。穿过厨房的后面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原来有一个凉亭,凉亭到后花园的中间曾有一间书房。日本鬼子把老宅当做宪兵司令部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把凉亭和书房拆了,水井也填了。
解放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房产所有权改造中有一条规定,凡大宅中的厅堂、天井、过道、回廊、厨房、凉亭、花园,包括花园里的花木都不再属于原房东,所有权收归国家,具体管理归地方房管所。所以齐家的这三间厨房,东边的一间仍然是公共厨房,好几户人家在里面烧饭,中间的厅堂和西边的仓库都改为住房了。库房里住着张奶奶和她的外孙二傻,厅堂里住着孙拽子一家五口。
孙拽子家人多,孩子也大了,就在朝后花园的门口,搭了一间小小的披屋做厨房。白天做饭,晚上安一张床,给铁姑睡觉。
铁姑已经二十三岁了,是一个智障的姑娘,右腿还有残疾,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铁姑长得像丘碧霞,皮肤黝黑,眉清目秀。她总像吃不饱似的,而且吃相难看,像是怕别人抢她的似的,一口连着一口。盛饭的时候,她会把自己碗里的饭压得结结实实的,丘碧霞常骂她前辈子是个饿鬼。
由于吃得多,腿又不方便,她就不爱动,吃完饭端个小板凳,靠墙角猫着晒太阳,半眯着眼睛一晒半天,越不动越胖,越胖越不愿动。
铁姑虽然有智障和残疾,却是干家务的一把好手。父母亲白天出去干活,回到家时天都快黑了,两个弟弟年龄又小,做饭的事就落到铁姑的身上。铁姑每天都会在父母亲回家前把饭做好,可不可口就另当别论了。铁姑知道疼父母,特别是对父亲。给父亲盛饭的时候,她也会用力压一压,吃饭的时候,一定得到父亲的许可才会动筷子。所以,铁姑得到孙拽子的偏爱。
孙拽子不是宜市人,原籍是河南,大名叫孙家政。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黄浦军校毕业的,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副团长。他当营长的时候,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掉了一只胳膊,伤好后升了官。解放后肃清反革命时,他被判刑十五年,“文革”前夕才被放出来。
孙拽子后来说,自己的胳臂是在和日本人打仗时炸掉的,他是抗日英雄。这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文革”后,就将他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拿掉了。
一九四八年他随溃军撤到了长江岸边的宜市,偶然地认识了当时随着母亲摆烟摊的丘碧霞。
在码头上卖烟的丘碧霞,躲不开国民党伤兵们的骚扰。她有几分姿色,麻烦更大。拿烟不给钱或少给钱,那是常事,丘碧霞能忍则忍,也不敢和妈妈说。
那天,丘碧霞在码头上叫卖香烟,感觉到一个伤兵老盯着她,就想躲开。可刚一转身,那伤兵就和她撞上了。“啪”的一声,一只小瓶子掉到地上,摔破了,瓶子里的水流了出来。那伤兵叫了起来:“赔,赔,这是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当时价格很贵,被称为软黄金。
丘碧霞吓傻了,慌乱中赶紧拿了一包前门烟递给伤兵。
那伤兵一挥手挡开了:“拿一包烟来蒙人,你也不看看摔碎的是什么?”
丘碧霞哀求着:“老总老总,我一个卖香烟的,哪里赔得起呀!”
伤兵梗着脖子说:“赔不起?赔不起拿人顶。”
丘碧霞一听,转身就跑。
那伤兵一把抓住她的胳臂:“往哪儿跑?乖乖跟我走。”
丘碧霞抢天呼地地哭了起来,那伤兵就是不放手。
孙拽子正好从码头经过,看见一个伤兵缠着一个正在哭的姑娘不依不饶。本来他也不想管,可看着丘碧霞突然心里一动,这满脸是泪的姑娘,太惹人怜爱了,于是就挺身而出。他捡起地上的碎玻璃说:“咱们先拿到军医院去化验,如果是盘尼西林我来赔,如果不是咱们去宪兵部。”
那伤兵听了看看他的断臂和军衔,想想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孙拽子常常站在丘碧霞的烟摊边,俨然成了丘碧霞的护卫。后来,一半软一半硬,就把丘碧霞强占了。再后来,丘碧霞怀孕了,挺着肚子的丘碧霞不得不跟了他。肚子里的小孩不足月就生了下来,没有养活。
宜市解放,因为留恋新婚的妻子,孙拽子没有随国民党部队撤走,隐名埋姓留了下来。后来,他成了历史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