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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故诸教主哀而拯救之，矫托上天神道设教，悚以末日地狱，引以极乐天国，导以六道轮回，诱以净土天堂。皆比抚慰众生之心，振拔群萌之魂……以去其烦恼，除其苦患， 以至极乐而已。然裹饭以待饿夫，施药以救病者，终未得当焉，以诸教主未知吾地为天上之星，吾人为天上之人，则所发之药未必对症也。……吾人夕而仰望天河恒星，其光烂烂，然又仰望土、木、火、金、水与月之清光，灿灿然，谓之天上，瞻仰羡慕。若彼诸星有人者，则为天上人……岂知诸星之人物，仰视吾地星，亦见其光棱照耀……犹若吾地星之仰视诸星也……故吾人生于地星上，为星中之物，即为天上之人，吾十六万万人，皆为天人。吾人即自知为天上这人……终日欢喜极乐。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14）
但是，他的“天游之学”究竟实际上所指为何，或者远离地球如何成为可能，都将成为康有为自己保守的秘密，尽管他留存有包括十五卷之长的鸿篇巨制《诸天讲》。阅读包括我们上文引述的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他心目中的“天游”或许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游历，而非真正向星空的飞翔。而他在其他地方也对光速有过冥想， 这表明他同样考虑过真实的星际旅行。无论如何，他的想像力也远超于此。在他书的一章中，他列举了天有240层，分不同的群顺序排列，而每一层又包含了亿兆个天。在对数字的真正陶醉中，佛教画面中的世界与天堂，使中国人又一次打碎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种经验，早在1500年以前中国首次与佛教接触时就已曾经有过。当我们考虑到几百年以来，新儒家已经将世界的时空视野缩得越来越短小，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情况何以发生了。他所使用的术语部分来自佛教与道教用语，部分来自他自己的想像，而那些巨大的形象则或许来自于当时流行的科学论述。但尽管康有为对飞翔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论述，他对天空与星际的描述还是受到了限制。“星际旅行”使我们明白，“天游之学”作为人类在科学领域内的基本发现并非出于偶然。而且，不管它们的幸福概念比地球上的概念高级多少，也并没有发现宇宙中存在确实的幸福之地。
329康有为借此思想，从中国思想史中的诸多伟大思想家中脱颖而出，以“游”（航行）的理念，成为异于关注现世生活的儒家思想者中的另类。作为不受约束的移动方式的象征（“游”的第二重意思，是“游泳”的游），事实上，“游”本身也同时成了自由的象征。也只有从这个方向，我们才能够理解“大同世界”中所描述的人类奇妙的定居方式。开始主要是“大旅社”，随后逐渐演变为“行室”，而至最后则为“飞室”。他们看似在寻找天堂或天国，但所有这些，不过是道家“游仙不朽”梦想的新变种，因为他们在自己体内已经找到了天堂，可以不受阻碍变幻莫测地穿行于山川闹市，或出没于海中仙岛、紫色祥云，继而神奇地遁而不见。神秘的“距离”使他们无处不在，这并非因为他们居无常所，而是因为他们居住之地便是他们自己的肉身。康有为在《诸天讲》中加入的一段诗歌，仅仅被他在“天游学院”中的部分追随者阅读，当时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心力放在游仙的抒情诗歌之中，即使他所飞向的空中花园不再是西王母的宫殿或蓬莱仙岛，而是仙女座星云：
霞云天诗
我所思兮霞云天，中有百亿之星团，绿光紫焰各荧然，烂烂缦云照大圜。吾银河天星日二万万，只为一部局之星躔，如银河天者十六万，各为乡县分属焉。位吾银河之两极，邈邈远极隔不连，团各大日生小日，各为一天相旋……羡美须亚五一号，直径三十万光年。实生大日之大日，吾日之祖不统此。霞云天，苍苍无极亦可当，仰观叹息庶游仙。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
东西方冲突之间的乌托邦
330哲人康有为被称为“满清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复杂的“乌托邦”思想史中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如同一个聚光镜一般，古老中国光辉的政治宗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格当中，而且经过全新科学思想的折射后，其思想传播影响至今仍然不减。诚然，在他的一生中，康有为一次又一次地与他所处的时代拉开了距离，开始是与政治现实，随后则是与整个他生存的世界。可以肯定的是，他会逐渐感觉到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为他是如此经常地被从神话之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又因自己的多愁善感而遭受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把批判的视角放在新与旧交替的关节点上，我们就必须承认，对于那些曾经阅读他的著作的人来说，他影响了几乎所有中国现代观念的形成。而这种影响力时有下降，其一是由于康有为对君主制的拥护（这只不过证明了他是儒家意义上的“忠臣”，却又未能成功实践自己的理念，“忠”在他主要政治生涯中已成了先入之见）。第二个原因，则是他思想中明显的幼稚成分。而这种天真，以及不可动摇的中国式的乐观，又显示出惊人的巨大内在力量。这种品质，构成了中国当代思想的魅力。对于世界问题坦诚却未能完全显示其复杂性的观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其缺乏足够的智慧。它或许是智慧的最高完美。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康有为抒情的“天游之学”为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复苏，中国是否会在迄今为止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表现的更加积极。
331但是，康有为并非第一个在本世纪初所指为20世纪。——译者注试图描绘并由此规划未来的中国哲学家。当时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氛围，各种科学与学说的流派迅猛发展，甚至身份业余的学者，都试图给这个国家进行规划诊断。其中就有20世纪中叶的学究、政客、新闻记者刘仁航（生于1885年）。这个在西方并不为人所知、在东方也已被人遗忘的角色，也写出了他的与康有为极为相近的救世方略。他还太年轻，与他的后继者并没有“代”的差距，只有年龄的差别。如同他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他在日本学习（当时，日本与美国同为所有中国革命者和现代主义者朝圣的麦加），由此同时兼通日文和英文。当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还没有到达中国的时候（它们中的部分，甚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到达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作品被译成了日文。与不懂任何外语，仍然持有儒家仁学思想，并且在君权为纲的背景下思考的康有为相比，刘仁航在还是孩童的时候，便已经处于新时代了。经过数次并不成功的尝试，满清王朝还是在1911年被赶下了王位，由共和政体取而代之。然而，权力迅速落入具有影响力的各省级军阀手中，随即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直至1927年蒋介石的胜利。这种动荡是时代的错误，它仿佛又在重复着中国政治当中的古老模式：军阀混战的岁月横亘于两个朝代的更替之间。这就是刘仁航所身处的生活、工作环境。从1924年开始，他成为上海《中国新闻日报》的主编，并开始《禅与健康》一书的写作和一篇美国关于瑜珈术论述的翻译。继而，他开始了他的主要著作《东方大同学案》的写作。
这本书于1926年出版，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日子，因为它比康有为《大同书》完整本的出版整整早了九年。因为若不是梁启超的证言，中国知识界有可能会认为康有为在他死前一年所增删的《大同书》手稿，包括那些未刊行的部分，使用了刘仁航书中的材料。当我们看到刘仁航书的出版社（“乐天书广”）的出版说明时，在乌托邦思想中还有一个有趣的高潮。书中包括东西方关于乌托邦思想的诗歌的对比，两本关于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译者注、一本关于苏格拉底。这两种分组同样表明，相比20世纪初康有为写作他著作的年代，在近20年中，有更多的西方“乌托邦”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视野。当时颇有些狂热的气氛，使得人们相信：随着西方技术突然间的涌入，那些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当作不可能的事情，有了发生的可能，西方（也包括日本）被视为无穷无尽的资源，在那里，乌托邦已经实现。那是半神秘半宗教的境界，部分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已经被悄然唤醒。兴奋与积极的心态同时存在。无论如何，刘仁航在他的参考书目中列出了一系列英文或译为日文的书目，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尼采、克鲁泡特金、罗素等人的著作，以及赫兹勒（J。O。Hertzler）所著的《乌托邦思想史》（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这些广泛的知识，同样能够帮助他基于以下目录和年表，在他的书中对乌托邦思想进行分类： 1） 神话：佛教，旧约述古代伊甸园，圣西门派，托尔斯泰； 2） 玄想派：老子，庄子，列子，屈原，印度九十六外道，希腊的芝诺（Zeno）所创的斯多葛哲学； 3） 力食派：古代的巢父许由，农家，东晋陶潜，清颜元习斋； 4） 社会主义新国家派：此派以孔孟为完全代表； 5） 男女平权新国家派：苏格拉底，柏拉图，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洋（New Atlantic），托马斯·克奔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城”和何林通（James Harrington）的大洋洲（Oceana）； 6） 近世乌托邦派：莫里（Monelly），巴比夫（Babeof），圣西门（Saint Simon），孚利亚即傅立叶。此处所用译名，直接参照了刘仁航《东方大同学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