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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游之学”
直到处理“第七界”的问题为止，康有为的这本书仍然不算是一本“乌托邦”著作。不仅仅因为他所讨论的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问题，而且还因为他的讨论涉及具体的时间与地点。在最后的引文中涉及秦始皇帝，表明他无意识地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同”的关键，而且全然处于汉今文经学传统内，相信儒家文化会逐渐地、审慎地向外扩展，直至传播至全世界。但到了超越“第八界”时，康有为成了一个确实的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他的理想和目标——普渡众生——可以无限接近，但却永远无法完成。佛教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即使在这一点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他而言，对动物以及众生的爱，不过是对自身之爱的延伸。324沿着早期思想家王守仁的思想脉络，这种爱的根源，在于对自己亲人的爱（儒家所谓“亲亲”）；到第二层，则扩展至所有人类（儒家所谓“仁民”）；至第三层则扩展至所有苍生（“爱物”）。这种爱不断延展，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其他文明难以模仿，“然则如佛之一切戒杀乎？亦不然也。”因为它也同样考虑到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由此，对动物生命的保护，只有在之前所提及的各项工作都已成功结束后才能展开，甚至在那时，这个工作也需以一系列工作进程作为基础。他首先想保护的动物是无尾猿，因为它们与人类有最近的亲缘关系。牛、马、狗、猫紧随其后，接着是鸟类，最后是鱼类以及其他一些“低等”物种，而植物，由于它们“无感知”，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同时，“素肉（artificial meat）”将被发明（这个技术，中国的佛教徒已经成功的使用了上百年），这样，人类不用杀生也能够继续享受肉的口感。康有为并没有简单的认为，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切实贯彻，所有动物的生命就能够受到保护。这种洞见迫使他写下更多的一些字句，这些字句最终或者会被认为不过是所有乌托邦寓言中的套话，从不接受妥协，一次次的去努力实现理想，而理想最终却又被批评为毫无益处：
佛者号戒杀，而日杀生无数矣。昔者佛命阿难以取水，阿难言水有微生物，不当取而饮之，佛谓不见即可饮。……抑知佛虽不饮水而不能不吸气也，气有呼吸，即佛有杀生矣，吾不能遁於气外而不吸之，即安能仁於生物而不杀之乎！仁乎，仁乎，终不能尽，故孔子止远庖厨，生乎，生乎，终必有杀，故佛限於不见广已乎，已乎，生生无尽，道亦无益，惟其无尽，故以尽尽之。325在最后一章，康有为第一次概括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后大胆地描绘了未来“大同”世界的美景。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当时，他的小说被大量翻译至中国，其中译者还包括梁启超等）经过奇妙想像勾勒的世界，与这个魔幻的世界在它们最奇妙的结构构成上有巧合之处。人们会居住在巨大的、公有的建筑物内。旅馆中有上万间装配空调的客房，还有按摩师提供的服务。大量的交通工具使得繁忙的公共交通成为可能，频繁的流动将成为新时代人的特征，从而告别过去扎根一处、世代相传的生存状态。在大型汽车之外，还会有巨大的铁路和“可移动的房屋”（行室）、带有花园的豪华客轮，“飞船”和“飞屋”则在空中穿行。在一开始，主要的新建居住地将主要处于山顶，而后是漂流于水面，最后则是建造出空中房屋。所有的服务都将由机器完成，一切指令都可以通过电话传达。三维图像将被装饰于墙壁和所有人会行走或停留之地（甚至包括盥洗室和洗手间，康有为认为那里是重要的聚会场所），伴有轻柔的音乐，令人和平清净。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品将会发展为强化的流体食品，因为这样的食品更有宜于健康和长寿。食品中还会加入无害的毒品，其作用类似于大麻和酒类。服饰有各样颜色——除了表明荣誉的徽章之外——颜色并不用以区分等级与性别。所有人每天都可以在带有香味的水中洗几次澡，脱去体毛（能够看到这仿佛是对道教以“落发”为不朽的回归，同时也让人联想起佛教和尚的“落发为僧”）。每天的身体检查，使得疾病最终彻底消失。只有因为年迈而产生的疾病需要他人照顾，而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将会达到一二百岁，甚至到最后达到上千岁。西方的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将被遗忘。伊斯兰的被遗忘，主要是因为它严酷的社会等级秩序。基督教则是因为其道德包含亲爱邻里、远离罪恶，这些在将来都可能成为问题。而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最终需转化为对法律以及自然的信仰。儒家思想中《礼运》章节所包含的“三代（Three Ages）”思想仍会保持它的有效性，但这些思想也最终会在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完全达到之时消失。
在《大同书》最后的一章中，康有为细微地将注意力从略显幼稚的那些“大同”旗帜下对外在条件的描述中转移了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去苦界至极乐”。这一章中包含了世界视角，是对一个全新世界的信仰。康有为将对这一章的论述限制在数句话中，并没有长篇宏论，而仅仅提供了一些细微的线索。在最后，他提及“吾别有书”，将涉及一些神秘话题。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希望这个“无宗教之界”只有一体，而是仍然包含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包括道教的复兴，自葛洪的炼丹术开始，其中包括神奇的“起死回生”之术，至此生死之境已经被超越。第二阶段中， 有佛教的重生，不仅能超越生死，还能“出乎世间”。至于最高的精神境界，则只有通过最后阶段的努力方可达到：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13）
326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至是则去乎人境而入乎仙、佛之境，于是仙、佛之学方始矣。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况又有三圣五明之妙术，神通运用，更为灵奇。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学矣，吾有别书。
所谓关于“天游之学”的“别书”最为奇妙，但仍然可以看出是流行科学、哲学与宗教思想的复合。这是对儒家仁学的绝望（或者是无意识的）尝试，将人视为万物的尺度，而之前科学已经证明，人不过是偶然出现于自然界的生灵，与其他万物相互关联构成这个世界，并无特别之处。实际上，这本书康有为早在1884—1885年，当他还在26岁左右时就已经开始构思。但直至1924—1925年，即他去世前两年，才完成这部作品，定名为《诸天讲》。此时，他已经转而梦回他的少年时代。此书透露出所受的很多影响。佛教，作为“天游之学”的前奏，在康有为政治失败后的思想体系中与空想主义一起成为他的思想特征。更重要的是他在1880年以后转而对天文学的强烈关注。借助望远镜，他对星空进行了数年的观察，学习了珀西瓦尔·罗威（Percival Lowell，1855—1916年）关于火星上可能有人类生存的理论，并可能了解1804年热气球飞跃巴黎上空的事件。有一首诗，有可能就是他在得知此事后所作，部分相关涉及主题可以说明这点：
诸天世界多乐土，一星一界何殷繁；
诸天亿仞曾历尽，无欣无厌随所便；
不忍之心发难灭，再入地狱救斯民；
特来世间寻烦恼，不愿天上作神仙。
327佛教的影响，使康有为将救治这个世界置于个人成败之外。除此之外，这部作品还可以被视为《楚辞》（尤其是在骈体结构的作品当中）中萨满教歌谣的回声。在那里，飞翔第一次成为主题，屈原和所有其他精神上的后嗣也都飞升天堂，成为不朽。但是，康有为最具有决定性的进步，是他令人吃惊地在导言中引入了精确的天文科学， 这是将现代与西方科学的元素作为补充加入了属于传统中国的领域。由于中国精神经常是在经过对天空与天界的想像后回到坚实的大地，它又一次在康有为的“天游之学”中成了令人惊讶的元素。中国知识界，包括他的追随者，都关注于这个适于20世纪的学问。青年康有为成为1898年百日维新的英雄，他的《大同书》也被热情地阅读（包括他死前出现的少量章节，涉及人向天空以及其他星球的旅行），没有人知道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想法，尽管1926年康有为专门建立了一个研究院，致力于传播这些知识。也仅仅到了最近几年，东、西方学者才开始对他们有所了解。
或许是由于他过多的宗教许诺，而不是他对科学知识的缺乏，阻碍了康有为拯救世界计划的最后成功。因为事实上，他并未让宗教从属于科学，而是恰恰相反，让科学从属于宗教，更为严重的是他甚至还说：“所有宗教的教主，都出生于古代，那时望远镜还不存在；所有他们涉及天的格言，则总是充满错误。”实际上，甚至当他写作《诸天讲》之前，他就已经预言，宗教问题最终将因科学的进步迎刃而解：
自哥白尼出，知地为日之游星，而自古一天地之说破……诸星如此之多，如此之大，而地球渺乎小矣，况一国一家乎？……故一通天文而诸教皆破。穷理格物之极，有无限之权，无限之乐……一家一身之忧患，何足言哉？
在“诸天讲”中，“哥白尼的转折点”成了直接基础，而地球自身，则成了无数诸天中的一部分：
328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故诸教主哀而拯救之，矫托上天神道设教，悚以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