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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五行的划分（金、木、水、火、土）以及它们产生的轮转循环，在每次轮转循环中有一种占主导因素，且伴随着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这在汉初以前就存在了。据说它们的发明者是哲人邹衍（公元前三世纪）⑤。自然，人们也知道其他的循环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诸如白昼与黑夜，一年四季的轮回流转，当然还有生与死的往复。而只有在汉代，这些循环和历史分期之间发生联系才成为可能。事实是人们关于时间的经验，尤其是对于未来的态度基本改变了。历史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按照某种图式重复，这种图式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当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探索未来的分支学科时几乎就已被人们接受了。（正如此前曾经发生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是在商朝时。）人们努力去发现某个历史时期从而使之与理论所提供的每个模式相符，而且人们也试图发现历史记载着的某种现象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同时，这些现象被搜寻出来从而对它进行合适的评价，于是它们又被用来去预测未来的事件⑥。
73在关于上天旨意的学说中，总是存在着某种现象，这种现象被理解为一个朝代行将繁荣或衰落的迹象，但它们约束了统治者某些好的或坏的行为，人们相信这些行为也是上天注定的，法令的更易与保留亦复如是；或者，人们激化了国家令人失望之处因而导致朝代衰微。但在汉代，一种特殊的无声的上天话语正开始被人们倾听，它不再倾向于用人们的日常语言来表述自己，不再表达它要求革命的权利，就像孟子那样。它用的是大自然的语言。史书上突然增多了许多天空和大地上奇异现象的记载，这些奇异的现象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常意味着要对统治者进行鼓励或劝诫。当然，在较早的编年史中也早就记载了彗星、地震、山崩、冰雹、风暴以及类似事件。同样的，给人一种模糊感觉的就是至少古代存在的这些自然现象有更为深刻的意味，所谓的新就是它们系统化的产物，尤其指的是：它们不仅是上天对统治者统治方式的反应，而且经常忽略了道德的暗示。事实是，他们经由某种迹象宣称一个新的朝代命定地要在不同与前的五德之一主宰下统治国家。统治者（整体上来说是人类）不再完全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使当他的行为成为典范时，他的时代也会衰竭，也许会结束。历史的发展不再因循人们的法律，而是依从于自然的法则。
此再认识并非由自身完成而是被操纵的，至少应用在个案上是如此。因为就像在商代，神秘的祭师（巫）在解释玄奥难懂的现象时参与了政治事务，因而他们同样可能跻身于负责记录各种自然征兆的宫廷官员的阶层。在他们中有占星家和称做“史”的制定历法者，在周代，他们渐渐把自己推进了一个处于前景的地位，执行着双重功能，像史家一样活跃。今天，“史”这个词首先意味着“历史”或“史家”。他们对各种征兆进行解释，但这些预示恶兆的天文现象迄今已被核实，许多记录都已被证实有误差或与事实不符。尽管史书中记载了这些现象，但记载中，如史书中提到的许多彗星根本不可能存在⑦。
这个学说如何改变了历史感，如何在历史变动的过程中深刻地与统治者的决定与前人有关自然力的诸成果之间保持平衡，都可以在编年表上的朝代年号上看出。在年号以及用自然现象为一个人自身行为苦苦寻找合理依据这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上溯至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前179…前156在位），统治者即位纪年就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结合在一起了，这些年份是从前往后数的（即某皇帝即位的第几年）。但在公元前163年，第一次用朝代年号纪年（“后元”即后来但又是最初的开始之意），用皇帝即位年号作为纪年的基础（即“……某年号的第几年”）。公元1368年，明朝（1386…1644年）建立之年显然发生了政治气候的变化。从内因而言，宋朝时就为这种变化做好了准备；外在而言，其变化动力来自蒙古王朝。1368年之前，年号的更改要依据许多判断准则而行（而自然征兆仍是其中最重要的）。有时，在同一个皇帝的统治期间反复更换年号（甚而达到十四次之多），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每次变动确实有某种含义，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有意义的断代（在这个皇帝死后，其年号也不再保留）。然而，不管怎样，1368年以后，朝代的年号只有当一个新皇帝登基时才变易。实际上这又等于回到了过去的古老编年方法。这种编年体制一直实行到1911年帝制被废。不管怎样，共和国还是定出了自己的年号，这一方法在体制上没有变化（“民国”、“国民的国家”、“共和国”），一直沿用到1949年，足以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大陆并没有新的年号来取代它，而是引进了西方的纪年。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一节 视作未来的过去（3）
74对未来的兴趣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不仅在整个汉代被打上了印记，而且此后的三四个世纪亦复如是。但实际上对于诸种征兆采取的惟一形式是没有观测、没有描绘、没有阐释。此间，形制宏大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其惟一的目的就是对未来进行探索。谶语形成了关于预测本来学说的一个分支。据说，谶语之书起于《河图》、《洛书》这两个神圣的创造物，它们给人们呈现了神秘的图表。此时，很多书名带有“图”的书籍如潮水般涌现，因而它们很可能是以《洛书》、《河图》为基础的，很自然的可以在它们与古老的占卜书《易》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但后者为其他那些有谶纬内容的书籍产生奠定了出发点。（“纬”相对于“经”，是对儒家经典隐曲的表达。⑧）这些书籍不仅是对《易》的补充，也是对所有其他经典作品的补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们不仅可以称做是《易》的注疏，而且也可以认为是对真理的记录。由于这一原因，大体说来，它们不仅仅只是指向未来，而且阐释了更为冷静的记载，它们提到这些记载时采用了斑斓的，通常还是带着更多幻想色彩的文笔，其中包括了那些不真实的，还没有为人所认识的金、木、水、火、土主宰的未来。不管怎样，这两种书籍就以一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在同一个标题下，在过去的图书目录中都以谶纬书的面目出现。许多个世纪以来，而不是甲骨文时代，它们不仅预告未来的事件，而且促成了事件的形成。因为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其中每个字句都试图影响统治者作出决策，只是在相对晚近的一些时候，皇帝们才开始感到谶纬已成为一种微妙的施加于他们的镣铐，因而他们开始反对了。这些书籍在公元460年被禁，接着是公元510年。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他们似乎采取了成功的行动，于605年显然是第三次销毁了谶纬之书，自那以后，谶纬传统日益衰微，其断简残篇只在晚近一些时日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些书证实了中国人思想形式是指向未来的，并且显然如今人们对资料略显匮乏的谶纬书的兴趣也浓厚起来⑨。
董仲舒和历史循环论
75其他一些预测的作品也被提到了，有一些预言是孩子们在街上市井唱的童谣，大部分被谨小慎微地传到了政治集团的统治者耳中。在汉以前的政治辩难中，它们就常起着重要的作用⑩。但文人董仲舒的著作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真正的预言。在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中，对孔子所著的《春秋》作了奇特的阐释，从而试图证实汉朝能够存在的原因。事实上，《春秋》一书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关于孔子家乡鲁国的编年史。但在后来，一些儒生们认为他们可以读解其中的奥秘。董仲舒是使自然与人之间、天地与发生的事件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并使之系统化的第一人。周朝末年的各种本体论，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此外还有古老的术数玄思交织在一起，而且正是以这种相当复杂的方式，董仲舒丰富了它们并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著成一部天才的著作。由此，他也为后来人们对世界的伪科学阐释提供了基础，总而言之，事实上它是为传统上中国的所有科学努力打下了伪科学的基础。因为它认为天、地、人是相连的，这种“科学”思想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董仲舒发明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历史循环论体系来解释朝代的兴衰、继任、更迭。事实上，他成功了，例如，他是第一个引入不同层次观点的论争者，试图使人们理解为什么尽管汉王朝从各方面看来不同于此前的朝代，但还能有其合法的继任者。在其著作第一章的末尾，他概括地解释了朝代更迭的自然观，因而也解释了历史变化的自然观，如下所述：
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为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朝代更迭出现时，所有的种种循环进入运作，而且新的统治者也看到了诸种循环。在某种程度上，它排除了真正的发展：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一节 视作未来的过去（4）
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
当然，阴阳完备了二阶循环的模式，三阶循环的模式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四季则是四阶循环的模式，五行是五阶循环的模式，而古代的九个贤明皇帝是九阶循环的模式。后者在以下的引文将直接提及，据五德五行来评价一个朝代也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五行之法并非董仲舒一人发明，它已存在于许多史书中，各派别都用五行的自然现象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无论如董仲舒认为的汉朝是在“土”主宰下的统治，还是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