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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之后，老师又问学生，“有没有人知道美国的信封怎么写？”许多手举起来了，老师就点了一个学生回答。学生说，“在美国的信封上，要先写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在左上角；然后写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姓名在先，地址在后——门牌号码、街道、省市/州，然后国家。最后把邮票贴在右上角。”老师说，“很好，大家现在清楚了，除了邮票的位置外，中国的信封写法和美国的信封写法正好相反，记住了？”
正当老师期待同学们齐声回答“记住了”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学生提问了：“老师，为什么中国的信封和美国信封的写法正好相反？”老师一怔，随即回答：“没有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不同国家的约定俗成，只要记住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学生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一般在中国的课堂上很少听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许多有关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论，其中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蔡安迪斯（Triandis）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自我被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可以独立于他人和群体而存在，个体的价值通过自我的努力和成就来实现，而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的重要性，而把个体看成群体中的一分子——大海里的一滴水，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个体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失去了群体，个体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由于对个体认知的不同，造成了两种文化的显著差异。而信封写法的不同，恰恰反映了不同文化对于个体在社会中位置不同的认识，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具体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调个体主义的国家，因此自我在先，然后他人（所以先写自己的姓名、地址，然后写收信人的）。在看待他人的时候，则是先看见那个个体本身，然后是他所属的社区、郡县、国家，个体永远在先。在中国这个更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当然是先将别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但这个别人是融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要先写国家，再写单位或社区，然后再是街道名称、门牌号码。在将这个个体的社会角色固定下来之后，才道出他/她的姓名。而自我相对于他人就更加渺小，只能蜷缩在信封的末角。所以如此看来，信封的写法背后其实潜藏着深刻的文化理念，反映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
但愿我不是小题大做。
2005年11月于美国西雅图
社会篇不变的喜悦
住在香港的时候因为离杭州近，每年都会回去看一看。每次回去都觉得杭州变了一点，可是比起北京这些年的巨变，杭州的变化实在微不足道。作为一个杭州人，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常有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今年因为要返美定居，我们决定带出生在美国的女儿再回国一趟，让她对中国有个感性的认识。因为去年去了杭州和西安，今年就决定去北京和上海。加上我的先生从小在上海长大，一晃也好多年没有回过上海了，心里难免有些许怀念和牵挂，所以春假的时候我们就先去了上海，再去苏州和北京。一出虹桥机场，的士就把我们送上高速公路，我们看见的上海与记忆中的截然不同。别说我这个非上海人认不出原来的道路，就是我先生这个老上海人也傻了眼。他的老家在原来的江苏路边上，当的士开到那一带时，他却只能凭路边尚且幸存的几所老房子来辨认当年那条小巷的影子，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小时候他常常走过这条马路去买早点，那边原来是四叉路口，路口的一边是个食品店，等等等等，听得女儿莫名其妙。看着路边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架公路，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是失落和欣喜参半的，对他这个回乡探亲的人，也许失落更多于欣喜。那一份童年的回忆怕是再也难以寻找回来了。看着他那种急于要把旧日的情景再现出来的说话表情，我突然觉得杭州的不变也不是那么让人感到遗憾了。
想起今年我回杭州时去看中学好友的事。我们曾经同桌，推心置腹，我出国后就少有联络。记得以前（10年前）我们常常去杭州饭店边上的“怡口乐”去吃冰激淋，那儿环境幽雅，临窗而坐，就能看见苏堤和西湖，夏天有冷气，晚上有烛光和乐队，是谈心的好地方，我们都钟情此地。这次回去我没有事先告诉她，到了杭州给她打电话，约她晚上出来聊聊天。我说这些年杭州有很多变化，让她选一个我们见面的地方。当时我脑子里只有“怡口乐”，因为不知道其他新的餐馆或茶座。没想到她脱口而出的也是“怡口乐”！还没见面，那份原先的亲切感已全部回来。
见了面在苏堤上漫步，感觉更像回到从前，仿佛这中间十几年的岁月不曾存在过。虽然那时我们都没有结婚，而如今则各自有了家庭和儿女，那份旧日的情怀却是这般鲜明而真实地存在着。我们同时感叹生活中那部分没有变化的事物对人生的意义。就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不变的珍贵。
今年年初回香槟城，一下飞机看到机场里广告牌上画着电视3频道全体人员的照片（播新闻的JerrySleigh，Susan和播天气预报的老太Judy），一下就有回家的感觉。然后去心理系大楼，见到熟悉的信箱、机房，一切依旧，心里说不出是平静还是激动，好像自己从来不曾离开过那儿一样。然后我用登录到香港的地址读Email（我过去在心理系的账号依然被保留着），看到熟悉的屏幕，读到朋友的来信，真有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感觉。所有过去的日子一下都回来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到过去的办公室去看一眼，怕自己从梦中惊醒。
也许是长期漂泊见到太多新鲜事物，也许是年龄渐大对过往岁月开始留恋，我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追求变化的激情开始减退，而更多体会到抽象，永恒及不变的意义。就像变化多端的时装昙花一现，而不变的T恤、牛仔裤、白衬衫才是生命力最长久的服装一样。
不变的东西让生活充满回忆和温情，像杭州春天的柳枝、夏天的蝉鸣和秋天的桂香，像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和北京的果丹皮；不变的东西让历史有延续感和完整性，像天安门广场、卢浮宫的雕塑和自由女神像；不变的东西有时也是信心的标志，像奔驰汽车的标志和可口可乐的罐子。不变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连接过去和未来，在缺乏支持和依靠的陌生环境里，给人以稳定和镇静的力量。
不变，确乎是有它的魅力。这次重新回到美国的中西部生活，这种感觉愈加鲜明。
1998年于美国布鲁明顿
社会篇回国散记（1）
文字对我是自娱娱人的东西，自娱为主，娱人则偶而为之。除了自娱，也是我自解自嘲、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的工具，好比别人的抽烟或喝酒，文字是我的麻醉剂。虽然已有很长时间我无法抽出时间来过这个瘾，一旦有时间的许可，头脑中的意象和念头就此起彼伏，笔也就不能停止。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健康的习惯，或者是一种礼物，与生俱来，从来似乎都是如此，对于自己内向又愿意表露的性格是一种补偿。文字的魅力是我永远无法抗拒的，比人的魅力要长久许多。所有完美的世界、人物、风景和理想都可以在文字中实现。文字是乐趣无穷的游戏，也是我永远的最爱。无论是在飞机场、火车站，还是在空寂无人的酒店房间，或是在人多热闹的大会议厅，我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专心写字，任头脑中的思绪汩汩地流到纸面上。
这次中国之行有许多观察和想法。自1998年返美后还是第一次回中国，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北大的校园是第一次参观，西门附近的一片皇家园林十分有特色，未名湖和博雅塔也有美意。第一天带着女儿在湖边散步，正是清晨，却已有许多学生在湖边看书，几乎全部是英文书报，有的还在高声朗读。
在北京住了4个地方，北大未名湖畔的国际访问学者公寓、朋友K的家、紫竹院附近的香格里拉饭店和北沙滩附近的宾馆。原来自己在北京的家在城南，所以对城西这一块很不熟悉（北京之大大于我能想象的城市范围），以为那儿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一看中关村繁荣之极，北大附近也是热闹非凡，一出西门，就有近十个公共汽车站，还有好几个餐馆，更别说东门、南门了。虽然西门外的马路和人行道路面状况十分糟糕，坑坑洼洼，黑水沉积，高级美容理发店里（就在这坑坑洼洼的人行道边上）却修剪着当代世界最流行的发式，收费也不薄。
K是科学院的高级官员，住在院士楼里，是属于住房条件极优的一族。大楼门口有密码，电梯有专人驾驶（K戏言这是因为科学院的人最笨的缘故，连电梯亦不知怎么开！），每家门口还安了两道铁门！据说大楼门口的密码和铁门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没有的时候大家担心不安全，要求装一个，结果由于钱一下凑不齐，两年后才装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刚装上的第二天，三楼就有两家被窃（这之间当然没有因果关系，纯属偶然的巧合）！这幢楼在二层处有一平台，小偷是从那儿上去的。后来于是又在平台处装了有铁丝网的机关。K的公寓很大，100多平米，复式结构，楼上有厅、厨房和厕所，楼下则是卧室、书房和洗手间，很舒适方便。
说起安全的问题，常让我想起火车上的广播。早些年，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T22次列车上，广播里一直提醒人们要警惕坏人，令人感觉到坏人似乎是无处不在，随时会出现。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那些坏分子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有时甚至还会来主动提供帮助，所以得注意识别，不要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