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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票十七世大宝法王的「双胞案」，一个是由中国册立经达赖喇嘛认证的乌金听列仁波切，一个是由十六世大宝法王的护法夏玛巴仁波切认证的泰耶多杰仁波切。两个妖僧，显然政治性的分属中国派和印度派。中国派宣称：1。
大宝法王不可能有两位，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2。 乌金听列拥有十六世大宝法王的转世预言信，益增其信。但是，印度派则反驳说：1。 大宝法王不需要任何人认证，不是出生或幼小时「自我认证」，就是与其护法夏玛仁波切「相互认证」；2。
十六世大宝法王也闹过双胞，得到达赖喇嘛认证的后来夭折，所以十六世法王并未得到达赖的认证；3。 所谓「转世预言信」与十六世法王笔迹不同，到现在也不敢拿出来鉴定云云。两派其实都是妖妄的。不过，法理上与法源上，当然要按照妖妄的传统来认定，自以达赖喇嘛认定的中国派为真货，相对的，印度派自属赝品无疑。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其实也相当乡愿，他们口口声声进步与革命，但在妖僧处理上却不得不相沿自清朝以来的「执迷」手法，迁就妖僧的产生方式，未免跟进步与革命太不搭调了。其实，所有他妈的仁波切都该切掉。至于台湾，简直落伍得不成话，整天看到一些藏传的大小妖僧脏兮兮的满街行走，而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又从而顶礼之、绍介之，实在是士林之耻。其中以丁乃竺最妖妄，此一马子有个秀气的小脸蛋，但却满脑袋大混蛋，她还学藏文呢！
·又一个贪天之功的
高玉树前天发表「再论『五十年统一台湾？』」，提到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时，当时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的召集人吾尔夫先生（Wolfe）是台湾的朋友，与笔者也有亲交。他是纽约市选出的民主党众议员。他一向对反共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友好而公开表示支持。在卡特总统发表承认中共政权建交时，吾尔夫众议员正在远东地区考察，人在香港。他似感觉不悦即中止考察旅程，飞回美国中途停留台北住进圆山饭店。我去看他而我们两个人坐在圆山饭店他的房间，商谈如何来对卡特总统冲动的措施补救。本人当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以两次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台北市长，继而一任官派的院辖市长，之后被任交通部长，四年之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而始终保持无党无派身份不屈不挠，故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来龙去脉可说非常清楚，而身为台湾本省人故对国民党政治统治下人民的心里曲折了解清楚的政治人物之一。我们两个人关门仔细研究如何来补救台湾的政权及人民的安全，最后他并无表示如何设法补救但心有打算彼此分开他匆匆过一天飞回美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在报纸看到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关系法后送到参议院，参议院也迅速通过变为美国法律云云。
高玉树字里行间，显然有把台湾关系法的订出归功于他自己之意，一如彭明敏几年前也归功于彭明敏自己一样。事实上，从彭明敏到高玉树，全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并且故意捏造历史。台湾关系法的订出，根本是杨西昆的功劳，如今彭明敏和高玉树都贪天之功，不可耻吗？
·改人者人亦改之
桑塔耶那为美国自然主义哲学家与美学家，在台湾曾有【美感】一书，西洋美学史里也算是一派宗师，记得好象朱光潜【谈美】（或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里曾经有篇章介绍。至于他的美学主张是些什么我从没印象，只记得有则故事说桑老有天在课室中忽然看见窗外阳光清朗，便举步外出，不再走进教室──可以想见其人吧！桑公此诗是首传统十四行（商籁，sonnet）诗体的悼逝诗，对象显然是诗人生命中很有量的一位。诗节形式为4…4…4…2，韵脚为abba…cddc…effe…gg。商籁体诗正如同中国的五七言一样，讲究的是格律形式中吟念出来的韵味与美感，因此译诗时，除非译者一点也不想赏玩和传达它的音韵形式之美，否则当然大可自由意译之；若要遵从它，限制自然无处不在，也难免「戴着枷锁跳舞」。由于语言体系的不同，译者要追随严谨的音韵事实上常有困难，甚高明者，至多猎其韵脚而遗诗行的内在音步，甚至只能勉强求部分气味，但求没有误读。余光中的译诗中显然是有意以服从英诗的格律为先，但在无法追猎每一节韵脚的情况下，配之以中国古典诗aaba的押韵。相对的，李敖的译诗全不玩这一套，先取其境而把部分长音节锯短或把短音节接肢，以至于十四行诗译成十三行，全诗念起来是顺畅得多了，但商籁体诗的游戏规则也被牺牲了。以李敖向来志在自由，当然不愿曲从枷锁，其译诗如此也无可厚非。但可以想的是，李敖虽是文人，毕竟不是文学中人，尤其并不以诗为职志，为什么会想译桑老的这首诗？诗中的平淡和苍老，原都不是执剑战斗的李敖心有所之的情境，我以为对于一个非专业的译诗人，要不是某一首诗让他有特别的感怀，通常他只要念过就可以了，必不至于特别想要把它翻译出来，换句话说，诗中没有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因此我可以想到的是，李敖舞剑，意不在桑公，而只在于对诗坛祭酒余光中的挑战，对权威的挑战。而这样的出发点距离桑公的伤逝心境其实是不着边的。再者，译诗时，误读尤其应该避免。
台大彭镜禧教授最近就曾说译诗首在求没有误读，再求其境界。误读包括整个意思的误读，以及对原诗部分美感的忽视，甚或超越其原有的安排。桑公原诗用语朴素，除了将第二句将心中人影喻为森林以及挚爱的消逝如一树凋零外，全诗并不追求意象之营造，第四行的green
array原指树上绿叶扶苏，余译却为了押韵的需要而刻意以「嫩绿的春装」扮之，显然在时序及意象上并未完全依循原诗。至于李敖叫倒装的英文立正站好，又叫绿装卸在心里，其实是完全歧出桑公的树林了。两诗一者为人着装，一者叫人脱衫，孰为诗人，孰为湿人？对比之间，大有其趣！复次，桑公原诗第二段前两行承第一段而来，说港湾与村路等也失去了友谊，原有将彼等拟人化的作用，可见怀念逝者的并不只是诗人一人，但在李译中，虽然「情味都今非昔比」语韵俱佳，但也因少了原诗的拟人作用；而第三行似指追寻另一份挚情，又似乎指港湾村路等之外的其它与逝者曾有深厚友谊但已难明确指认的具体场所，第四行一日内老去说明难寻其余的因由，也再度强调逝去的难忍。李译「虽有余情，已难追寻」，虽有其味，但把未逝的部分（余情）当成追寻的对象，似乎未尽明确把握客体。余译「在一日之内」，「在」字赘余；人因悲伤而黑发变白者有之，至于「白发加长」似乎又蹈言过其实之弊了。原诗第三段指出逝者的品质，用语极平淡，译诗也没什么好计较的，但这却也是最难译的部分了。至于【无论】诗中的破鞋是从他年轻时？quot；Blowing
in the wind〃而作的【江湖上】之中「一双鞋能走几条街 / 一辈子能穿几双鞋」走过来，而那双鞋又从嵇康（？）的「平生几两屐」中走来，以今日观之，回顾之情不可谓无，但用语极淡，又强求七言之工整，算不上好诗，按余光中确有很多好诗，而李敖独钟情这破鞋以及六言形式，倒也奇怪也哉？批评别人容易，自己做起来难，也姑且在前人的肩膀上试译之：（韵脚零乱，先自承舞功尚浅）
部分之我已随你俱逝；
我心中人影如林
冬风吹拂，一树凋尽
不复绿意披离。
教堂与炉边、村径与港湾
它们也同失旧谊；
即使我想，余者已难追觅，
一日之内我已老去恁许。
但在记忆中我仍珍惜
你良善的天性、轻悦的童心、
和你受人尊敬的可亲；
这些都曾是我的，我因之而充实。
而我已难分辨何者较多──
是我留住的你，还是你带走的我？（林听，民国88年11月09日17：52：48）
为李敖辩解如下：诗，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简化文句的一种文体。其意境只有当事人最为明了，而后来之诵诗者（或译诗者），大概只体会其七八成。但体会是体会，能不能明白表达又是另外一回事。由其是在翻译别人（老外）的诗词，除了本身的外语要有个程度，文学素养也要有相当的能耐。以李敖〃破书十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能耐，想要质疑、甚至批评他老人家的文学造诣不佳，其实是像螳臂挡车一般的。这位〃林听〃先生说，「…但可以想的是，李敖虽是文人，毕竟不是文学中人，尤其并不以诗为职志，为什么会想译桑老的这首诗？诗中的平淡和苍老，原都不是执剑战斗的李敖心有所之的情境…」。我想这位〃林听〃先生，可能真不了解李敖的文学素养。我建议他，不妨看一看〃李敖大全集〃，其中如第15册李敖情书集、第17册波波颂等，就可以明白李敖的浪漫（『想要打倒一个人，要从全盘了解他做起』…李国谦）。而其文中提到「李敖虽是文人，毕竟不是文学中人」，这样的逻辑真是不敢领教。苏轼（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人（文学家），其诗、词、文皆脍炙人口，但他在文学以外的表现，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优秀。所以苏轼既是诗人、词人、古文家、艺术家、评论家，亦是政治家。而这就是一流人全面性的境界，正所谓『大器晚成』，意即在此。故身为第一流人物的李敖，必不以单为诗人为满而划地自限的。毕竟，第一流人物是另有更伟大的志向的。无怪乎起兵抗秦的陈胜在未腾达时，曾喟叹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奉劝这位〃林听〃先生，有空多看一看书了，尤其是〃李敖大全集〃。（李国谦，民国88年11月09日20：59：03）
亲爱的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