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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容的张白帆送去给黄信介。那天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那天以后，我和黄信介没有任何往来。我现在还保存着三十四年前黄信介经由李福春约晤我的文件（文星书店秘书钱翊平留字）及名片两张（李福春、黄信介名片），也可作为一些左证。
我第二次见他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已是第一次见面后二十二年，那天我写了「你解严，我上诉」的平反状子向国民党法院挑战，我到台湾高等法院递状子时，正巧黄信介他们也在递，大家握手叙旧，聊了一阵，那是我第二次见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后来他做民进党主席，不能保持反对党尊严，反发出歌颂李登辉「英明」的肉麻言论。令人卑视。他在民进党新贵的抵制下，一筹莫展，政治前途已呈淡出，最后不能保持前辈尊严，反向投机分子陈水扁之流靠拢，也令人卑视。
王拓在「党外的声音」访问黄信介，收有一段黄信介的谈话说：「台湾戒严以来二十八年，都没有新的报纸取得发行许可，杂志勉强还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办的，以外省人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国』，虽然办得很好，但与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说是本地人了，因他来台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这里长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黄信介既狭且陋，这种人能成为台湾政治人物的大老，足可领教他们的水平是什么了。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二续）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邓小平在「瞭望」周刊第四十二期，以「『一国两制』是意义重大的构想」为主题，对「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这是他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对这一构想最详细、最完整的阐述，全文如下：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么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我们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个构想是我们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稳定和繁荣，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我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首先从解决香港问题开始。具体地讲，就是在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我和香港朋友谈到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十五年太短了，索性讲到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再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
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相应的，对台湾的政策也是几个不变。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不但一九九七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是我个人的话，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问题是政策对不对。对，就谁也变不了。不对，当然应当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搞开放政策，把经济搞活，首先在农村见了效。谁能改变这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要变，中国八０﹪人口的生活水平就下降，就会失去八０﹪的人心。
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这个已经见到成效了。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会变，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深圳和香港不同，不是深圳将来搬到香港，也不是香港搬到深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国际上的争端问题总是要找个出路，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有些国家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能的。否则，一些争端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用战争来解决。如果要稳定，不用战争，只能采取我们所讲的这一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要把世界稳定下来，脑子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至少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要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九月草签的中英协议是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地解决香港问题，也为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
七月以后，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八十四至八十七页，是又一篇就「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主题是「『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画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
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