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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小，可能没有想过，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你会有一个你想要的孩子，真正属于你的孩子。如果你要这个孩子，以后你会很麻烦，你不好找对象，一辈子可能都有人背后议论你，说三到四，怎么会有这个孩子？你怎么跟别人说？说我，说你？你说不清，别人会看不起你，这会毁了你的一辈子的名声，而且，你一个人养孩子太难了。”
“我想过，没事，就算有麻烦，我也不怕。我早就找到你了，你还没生孩子的时候。我回家，一直想，不管怎么样，孩子生下来，不能在监狱里，不管孩子怎么生的，我都要让他好好的。”
是啊，孩子不应该呆在监狱里。他的话让我犹豫了。
他接着说：“这个孩子可怜，不能有爸又有妈。现在，她没爸爸！我领走她，她就没妈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觉得在监狱里能照顾好她，我就走。”他的眼泪在眼眶里盘旋。“我不是来跟你抢，孩子没错，应该跟别的的孩子一样，我想她好。”
我听着他的话，眼泪也流下来，他比我更善良，我生孩子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他却在关心这个孩子的生命。
把孩子托付给她的父亲？这确实是对孩子成长更好的出路，但，我犹豫着，因为不想让这个孩子跟那天夜里的历史再有什么关联，也不想我和这个年轻人，虽然是如此有情义的年轻人再有什么关联。
我反问：“你跟你家里说过吗？他们会同意吗？”
“我没有爸妈，他们都去世了，我有姐姐，我回去会跟姐姐说，她也疼孩子，我会照顾好她的！”他也是个孤儿，所以更能体会孩子吧？
“将来怎么跟这个孩子说我，说她妈？说我还在监狱里？是杀人犯？你怎么告诉她，她是怎么出生的？怎么说我和你？”
“我把实话告诉她，她大了，带她来见你。”他很有决心的样子。
“不要！不要！”我惊恐着。孩子在我怀里又哭起来，仿佛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也局促不安起来。
我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说：“你把她带走，就永远不要让她知道我，告诉她，我死了！”
我希望如果这个孩子能远远离开北京，就永远不要知道她的母亲曾经这样羞辱地苟且偷生，也不知道她的降生是一次为了母亲的生而进行的交易，强买强卖的交易。希望她永远不知道她的孕育充满了多么不道德与不人伦的荒谬。
我终于下了决心，对他说：“好！你带她走！但你要答应我，答应我不跟她说任何事。孩子理解不了这些事，她会难过。也不要来找我。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也不会去找你们。就当我死了。你要再找个妻子，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忘了我，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看着怀里的孩子，我的眼泪扑簌地落。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李建民。”
“那以后，就叫这个孩子李非吧，是非的非。这个孩子出生对你，对她都是是非，她是来救我的。”我抬起头，迎着李建民的目光，第一次很动情地对他说：“谢谢你，你也救了我，救了我两次，救我命一次，又救了这个孩子。你把这个孩子拿走，我们就永远不见了。”
……
十一、害怕
没有孩子哭声的牢房更加寂寥，我看着她曾经酣睡的角落，恍惚她是否曾在那里睡过。孩子来了又去，已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仿佛一粒石子在水面上激起些许涟漪，很快水面又平滑如镜了。这个石子在水下也无影无踪。唯一的结果是我活下来。
不知道李建民一个人怎样拉扯还没有断奶的孩子，不知道这个孩子能否顺利健康地长大。我不想探究，缩在这个狭窄的牢房里，外面的世界和我已经很远，我也无从探究。
我更愿意相信我借了李建民的种，借了李非的生命，现在把他们都归还了，最好他们一生平安，李非一生不知道自己来历的真相，我们两清了。这种想法，让我逐渐释然，我浑浑噩噩地在监狱里一天一天捱着日子，熬着生命。
但随即我感受一种更大的空虚：我费尽心力所换回来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吗？留下一些对别人的伤害，然后自己这样赖活着？
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在监狱里挥霍，在管理员的呵斥下，在其他犯人的调笑下，没有自由、没有价值，浑浑噩噩，在巨大的体力劳动消耗下麻木地生活，煎熬。
是应该好好地死？还是能活一天算一天？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却我渐渐无法回答。
我知道很多人曾经想过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早一点死，因为生活的痛苦、情感的挫折；也知道很多人殚精竭虑地希望能晚一点死，比如我。
为了偷生付出了我曾经以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很多东西：贞洁、廉耻、爱情、责任。
但，现在，在日复一日的监狱的无聊与麻木中，我甚至怀疑我当时是否值得付出这样多，来换回现在的生活。
也许死亡本身并不可怕，甚至比这样屈辱压抑的生活还要可亲。
生命是无法选择的，比如李非，比如我，我们无法选择怎么出生、何时出生，出生在哪儿，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但，死亡似乎可以选择，比如一个自杀的人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何时何地去死，比如我，可以选择生还是死。
但，到底该怎样面对死亡？怎样选择死呢？
死亡这个唯一的人生归宿，我们却这样陌生而不敢面对，在我们每一天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我们觉得死亡离我们如此遥远，似乎可以不予理睬。但，有一天，死亡突然降临，比如当我突然面对死亡时，是那样害怕，逃避成了我当时所能做出的似乎最好的选择。
但，我的选择对吗？
我是该勇于就死？还是该像现在这样通过伤害别人，颠覆自己的人生准则而生，而活着？
如果，我当时能够想象、能够明白生，活下来也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出现无休无止的痛苦与烦恼，我还会选择赖活着吗？我们每个人还会选择苟且偷生吗？
也许死亡并没有我所恐惧的这样可怕。我突然想起了那个主动选择死亡的爸爸。据说，他是主动选择英勇就义的，在能够活下来，能够逃走的时候，选择了死。他不怕死。那他是怎样理解生生死死的？我很想找到他心里的答案。
我突然又想到了同为战争年代英雄的张代表，他又是怎样理解生生死死的呢？
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面对最后死亡的时候，曾经在一瞬间想杀死我。但，他没有，主动放弃了，饶我不死。我一直没有去思考过他为什么放弃了？
在战场上，他一定是相信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他完全有可能、也有力气在当场就杀死我，为他自己报仇。像个军人，像个英雄。
但，杀过不止一个人的他在最后却饶恕了一个杀他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杀我？
我不认为是因为他对我有温情，我相信他喜欢我，但这不是他饶恕我的全部理由，一定不是，他当时是犹豫过要杀我的，他在临终的思考后放了我。
我现在终于明白他的饶恕是因为他的生死观念。
他杀人是为了他的共和国理想、他的军人责任、为了在战斗中求生。或者，概括说，他是为生而杀人，为了国家、战友、自己的生而杀人。但，当他濒临死亡，他知道即使杀了我也拯救不了他的生命，杀我没有价值，没有求生的作用，便成了一件对他、对社会都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而且他大约知道了我不是存心杀他，所以，他给了我，弱小的我一条生路，而选择他自己一个人去死，他最后喊着他老婆的名字，跟她到另一个世界相聚，他没有带走我。
我突然理解了张代表的可贵，这个男人能够在死前，宽恕一个错误，饶恕一个杀他的女人，坦然接受死亡。他既能够为“生”杀人，又为我的“生”而放人，他的生死观念比我要高大得多了。我突然才明白这个男人对我的感情、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
而我为什么要杀死张代表呢？这个我一直逃避回答的问题，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质问自己了。
我一直说那是一次失误。可为什么会有这次莫名其妙的失误，葬送了张代表，又给李建民带来了痛苦的遭遇、给我带来所有悲哀的选择，给李非——我的女儿带来荒谬的出生。我为什么会误杀他？
我渐渐意识到在这个失误的背后，所有连锁的反应背后是我的恐惧，我的害怕。
我恐惧死亡、害怕失去，害怕受伤害。因此，我是因为害怕失去贞洁，害怕张代表的动作，在极度恐惧中拿起了那把刀杀了他。
我也是在逃避死亡的恐惧中诱奸了李建民。
我，宁可伤害别人，也不愿自己失去，害怕失去生命、害怕失去贞洁、甚至在对旭的爱情中，也始终害怕自己受伤，这是动物的本能，却不是人性的光辉。
爸爸不恐惧死亡；董升旭不害怕被放逐；张代表不害怕自己一个人死去，没有拉我同死；李建民不恐惧未来一生的麻烦，愿意扛起抚养孩子的压力，愿意承担没有任何人强迫他承担的责任，选择记住荒唐而不是害怕地逃避荒唐。他们都不怕。
只有我因为害怕，不惜为了保护自己而去伤害人。这是所有女性的懦弱，还是我个性的懦弱。想起莹在监狱里勇于承担我逃跑去内蒙的责任，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恐惧和害怕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悲剧的原由。
……
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的开始，我的罪名终于可以重新界定。我看着头上的一块天，知道差不多十年了，我又可以拥有更大的一块天了，可以看见山水、看见花草、可以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自在地走了，我的眼泪流下来。
终于站在监狱的门口，下过雨，地上湿漉漉的，可以照见我的身影。没有跟任何人联系，我带着我的身影独自去了湖北的老家。
我仔细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