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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一次与没有活过，其实，并没有区别。
这让我意识到有一天，我也会死去，就这样静静地从世间蒸发掉，这些房子、街道再也不会有我的身影，但，它们仍然存在，见证着一茬又一茬人的衰老和死亡。又恐惧地担心：如果有一天，爸爸死了，我会怎样，是否仍然一样的生活，麻木而冷漠，痛苦只是短暂的。这种冷酷，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渺小，很不值。
现在，想起楚荷菡在黑暗中一个人等待一个确定日期的死亡，她为了挣脱这个必然的死亡而尝试的一切，似乎都流露着一种对死亡无奈的彻底的哀伤。
记得，四儿被大毛刺伤后不久，曾经到学校里来找过我。我闪躲着不愿见他，他没有拦我，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什么事，想通了，可以来找我”。他还是那种自信、不屑、冷漠，似乎他是钓翁，我是鱼。
但，一个月以后，他就死在一次大规模的帮派斗争中，那是九条龙和他们的帮手对阵另一个区的一帮体校的孩子，我认识的几个大毛的朋友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是80年代，我们那座城市最惊天动地的群架，也有最惨烈的结果，两个少年死了，其中一个是四儿17岁，另一个更小。席卷整个城市的严打就因那场械斗的恶劣影响引发。
我在事后去过那个地方，战场是一个废弃的工地，看不出曾有过的打斗的任何痕迹，没有血印。四儿就从这里消失，想起来很宿命：他的爸爸就死在战场，越南战场。
四儿也算是一个野种，跟我一样，少年丧父，母亲改嫁，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他的八个兄弟可能是他精神的家园。他也是个厌世者，从他的不屑、冷漠，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厌倦。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可能也是对于自己命运的一种报复，但这种报复，只毁了他自己，就像我的报复只毁了我和我的亲人一样。
他死了，终于可以到天上和他爸爸团圆了。
如果，他像我一样能够听过爸爸对我的生、生命的残缺、“种”与对错的教诲，或者可以选择另一种不这么激烈的生活。但又很难说，四儿的选择是不对的。多年以后，仍有男孩子兴奋不已地聊起那场械斗，真实的故事已经发展演绎成为传奇。四儿的名字被湮没了，但传奇中有相似的主人公。作为男人，这种感觉可能正是四儿和他的那些兄弟们想要的，他们渴望成为英雄，在青春热血澎湃的时候，燃烧自己，哪怕烧得快，熄灭得也快。
文革后，城市里没有了政治英雄，那时，社会的经济刚发展，也没有现在的经济英雄。80年代的上半期，城市里的英雄是属于试图挑战传统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叛逆——混子。
我不知道如果大毛没有被捕，以他的英雄情结在那场群架中将会怎样，会不会像他所说，出更大的事。有时福祸相依，真的很难判断。
四儿，大毛，还有那个被我孕育的野种成为我少年时代最疼痛的记忆，成为除身世之外又一个不愿意去碰的心结。也许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不断封存记忆的过程。内心深处不愿意揭开的疙瘩多了，一个人就成长而成熟了，尽管成熟是幸福的反比。
我在成熟中适应孤独，孤独带给我思考，带给我读书时间，把我带到北京。但，少年时代也因这种加速的成熟而提前结束。
想起来，楚荷菡杀了试图非礼她的张代表，我是假大毛的手伤了与我发生关系的四儿，并杀死了四儿的孩子。我们母女一个保护了自己的贞洁，一个没能保护；一个杀了人，一个杀了胎儿。我并不比那个我不喜欢的鄙夷的楚荷菡更高尚。
六、种的制度
从常大夫的办公室出来，看见董升旭仍然站在走廊的尽头。
我没有招呼他，静悄悄地一个人，他跟在后面，对我的情绪有感觉，没有说话。
我们穿过医院，不知道这所医院有怎样的变化，当年我出生在哪个房间，楚荷菡又从哪个房间脱逃的。我默默地看着周围白色的墙，白色的穿梭的人。
董升旭有些高兴地说：“莹今天告诉我，她找到了你妈妈在国外的电话号码。”
我突然厌倦了，对自己的执着觉得无聊，厌倦得简直有些恶心。我抢白了他：“我不想联系她，你想联系就你联系吧！”
他楞了一下，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烦躁，问：“你不愿意我帮你找了？”
“你不光是帮我找吧？你自己也想找吧？！”
他有些生气，但忍住了，问：“你刚才都听到些什么？你不能接受？”
“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啊？我告诉你，我不是张代表生的，你满意了？你不也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吗？怕破坏你的回忆？！你要还想问，你去给她打电话，不用告诉我，也不用打着帮我问的旗号！”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尖刻地伤害他，转身一个人跑开，跑下楼。
我站在楼下的草坪上，低着头，批判着自己，想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旭跟过来，站在我背后，口气很真诚：“我是不是不应该替你做主来找常大夫？”
我摇头，我无法回答。我知道我的发怒不全是因为常大夫告诉我的事实，甚至都不全是关于寻找的这件事。
听到他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是，我不光是帮你找，也想回答自己的疑问。我和她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感情，但，那确实是我的一个纪念，我不希望这个纪念受到损害，可能，我自私了。”
我回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我很想靠到他身上，觉得自己很虚弱，觉得对他很歉意。
“你想听吗？她根本不想要我，她是为了让自己活命，因为怀孕有孩子，就不会执行死刑！你明白了吗？她为了救自己，逃出去找一个男人！才生我。这算不算对你纪念的损害？”
我的右手抓着头发，接着说：“一点没错，我就是个野种！被配种的！我不想见她，也不想知道谁跟她生了我！我有一个好爸爸，足够了！”
旭错愕了一下，没有吭声，陷入了沉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血淋淋地说自己，仿佛不这样弄疼自己，也弄疼他，就不够畅快。
我们沉默着一起走。
我先打破了沉默：“对不起。”
旭没有接茬，却仿佛在自言自语，眼睛看着前面，话题很大：“说来说去，你在说出身，很有意思。这么多年，几代人都被出身困着，讲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出身。很多人因为出身不好，毁了一辈子；很多人因为出身不好，都不愿意承认亲生父母；很多人因为出身好，一帆风顺；很多人隐瞒出身，很多人想改变出身。你这一代人幸运，就是出身不重要了，可你还很在乎出身。你妈妈怎么生你？为什么生你？谁是你亲生爸爸？这些你说归说，还是很在乎。你希望亲生父母明媒正娶，堂堂正正地把你生出来，你想有个可以跟别人说的正常的血统。”
他苦笑了一下，接着说：“你是受血统论的流毒？还是因为不能理解生命的复杂和艰难？”他看着天，眼睛在阳光下眯着。
我撇撇嘴打断他：“我理解，但理解又有什么用？换是你呢？你都能接受？！”
“理解就是接受。”他停顿了一下，侧脸看我，说：“没有人让你一定接受什么？没有人要求你去认她，你可以不理她，只要你自己心里没有那个野种的概念。”
他解嘲地笑了，想放松气氛，接着说：“不要陷在出身论里，那是封建思想。任何生命都没有实质的高低贵贱，活在每个人自己手里，不管起点上是什么。”
我理解他想解开我心里的疙瘩。但，他的话题不能让我信服。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存在出身问题了吗？
“为什么我有同学从小就坐小车，而我只在几天前才第一次坐？为什么我最好的伙伴都和我家境相似？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政治上不讲出身了，但，生活里出身还在，一直都在。我没有妈妈，就有别的孩子看不起我，我家里清贫，就比有的同学差一截，经济不一样也是出身不一样，莹阿姨的孩子出身就比我高，莹阿姨的小车是我第一次坐的小车。”
旭倾听着我的议论，用手指轻轻地搓他的眉毛，又撮额角，边想边说：“是，出身还是有差别。但，时代毕竟进步了，以前出身的差异是定性的，是本质与本质的不同，你是地主家庭出身就是反动派，你是工人家庭出身就是革命派，现在，确实还有差异，但只是量上的，没有质的不同。”
旭坚持着他的进化论：“在以前，大家无法改变，出身决定了一切，甚至连累下一代，下两代。现在，可以争取改变。你可以给你的下一代争取一个更好的出身，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个靠后的起点上跑到前面来，甚至超过别的原来起点在你前面的人。你爸爸一个人拉扯你长大，坚持让你学好，就是想让你活得比他好，将来你孩子的出身更好。
是，如果没有爸爸对我人生的坚持，我可能还在那个小城，像大毛，像很多同龄的骂我野种的孩子一样。而爸爸为供我上学，已经紧衣缩食。他这一辈子没能在恢复高考的时候上学，在铁路的工作已经爬到了他所能的高度，他的一生只能像旭所说：为我——他的下一代争取一个更好的出身。而我呢，如果竭心尽力可以为下一代争取一个与现在我的同学一样的出身，但是，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代，这种差距会缩小还是会拉大？在宿舍的第一夜，已经有同学在展望将来出国留学的生活，大毛还在希望他的孩子将来能像我一样到北京来，他们之间的出身已经越拉越大了。
“但，你说的这种量上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的。”我告诉旭，“我改变的只能下一代人的基础，我自己这一代的起点已经不能改变了。就算我再努力跑，比我出身好的同学，可能还在我的前面，至少要比我省下很多倍的力气，毕竟我们还是不一样，出身不平等。”我心里也感觉到我和旭的看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