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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你妈妈也犹豫过，她也犹豫过是否该生你，甚至觉得宁可她一死了之，明白吗？她犹豫过，我想她从被判死刑那天起，就一直在犹豫。但，我告诉她，这个时候再去死，才是更大的耻辱，已经发生过的不可能抹掉！孩子是生命，不能放弃！”常大夫的语气变得严肃、冷峻起来。
他指着窗外，有所启发地说：“你看这外边，有很多东西。有脏的，也有美的。一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多内容。爸爸、妈妈、出身不是生活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坚强，没有好的出身，仍然可以找到幸福。”
二、堕胎
但，那年我选择了堕胎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当我和大毛一起走进医院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蔑视我，蔑视一个未婚先孕的放荡女孩，至少是个愚蠢的女孩。
我企求上天保佑不要碰到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已经是一堆垃圾，不想这肮脏被传言泼到爸爸的身上，有个野种女儿已经伤害了他的半生，不想他再增加新的耻辱，让我一个人接受所有的耻辱吧！
大毛却被我的耻辱无辜地拖累受辱。当他一次次把头像狗一样，从医院的窗口向里伸，问询的时候，女大夫们的脸是冷漠的，鄙夷的，也是愤恨的。冷漠是她们的习惯，鄙夷是她们的观念：她们有理由鄙夷一个小流氓，糟蹋别人家闺女的下流货色，也有理由愤恨一个侵犯女权的混蛋。她们用充耳不闻，甩手，眼神，挖苦的语言把不该大毛承受的耻辱扔向他。大毛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心肺都要炸了。
一个男大夫好奇地探头，看看缩在一旁恨不能钻到墙角的我，看了一眼大毛，露出怪异的表情，“先缴费去。”
“钱不够，有没有光检查？”大毛怯怯地努力地表现出谦卑，甘受羞辱的样子，为了满足对方的心理。
“没钱还干坏事！？”男大夫更加直接，他简直要替我伸张正义的样子。
大毛居然忍住了，从四儿到医院，我连累他受了太多人格的侮辱。
但，麻烦还不只是屈辱和钱。交完检查的钱，护士盯着我们俩，良久，问我：“你家长呢？让你家长带你来。”
天哪，我的家长，能找谁？
大毛退回来，把我拽到一边，问：“你还能找多少钱？”
我无奈地摇头，我不敢向家里开口，担心引起怀疑，当然更不敢找家长，我绝望地以为这个孽种不得不来到人间了，也许就像我一样。
“咱们走吧。”我哀求着想早点离开，不忍心看大毛的压抑与痛苦，不愿意在这里再招受白眼。
在医院门口，大毛下了决心似的对我说：“没事，你在这等我一钟头。我有个朋友可以借钱，想办法能给你找个家长。”
……
我站在街道角落的阴影里，把自己藏起来等待。每一次一个人的等待都这样漫长，从十几年前哭着在大杂院的门口，等待爸爸确认我不是野种，到耻辱地站在教室门口，等待爸爸领走我这个恶劣扰乱秩序蓄意报复同学的坏孩子，每一次都在等待一个飘渺的希望。但，这一次不同，没有希望，我知道一切终将败露，我的失贞，我的孩子，又一个野种，我终将面对爸爸的诘问，爸爸的眼泪，面对所有周围人又一种唧唧喳喳地非议。
我甚至可能不得不生下这个孩子，如同我的没有明确的母亲，这个孩子有明确的父亲吗？四儿不会接受，我也不愿意承认，宁可我是感天而孕。
我颤抖着，腿在颤抖，身体在颤抖，心更抖得发慌。
终于，看见大毛来了，脚步沉重，气喘吁吁，还真带来了一个样子很窘迫的中年妇女。我迎上去，大毛看见我欣慰地笑，笑容里有种酸涩，把一小叠钱递给我，他手上有血。
“怎么了？”我担忧地问。
“着急摔了一跤，没事。”
他转过头，给我介绍：“孙阿姨，你进去就叫她妈吧。”他又把一小叠钱塞给那个一脸愁容的女人。给我雇个妈妈，天哪！这太可笑，也太荒谬了。
我把大毛拉到一边，说：“我可叫不出来，那个后妈，我还从没叫过呢，我这辈子从没叫过别人妈。”
大毛的神色有些慌张，着急要走似的，埋怨说：“别挑了，你不叫怎么办？把孩子生下来？小非，你大了，这次你必须战胜自己，我不跟你进去了，我有事得先走。”他的表情很复杂。我猜想他可能不愿意再面对那些大夫的眼神，尽管我也恐惧一个人面对这些目光里的意味，但我惹的祸不应该在牵扯大毛，我已经亏欠他了，还真难为他还能帮我雇一个临时的妈妈，我也害羞当着他的面叫这个陌生女人妈妈。
今天，在我硬这头皮去堕胎的时候，居然可以雇一个陌生的女人作妈妈。人生第一次叫妈妈，却要去叫一个陌生人，一个假妈妈。
大毛注视着我，说：“别多想，露馅了，去，把孩子做掉，回家要吃点好的，身子会虚的。我对不起你，别跟你爸说。”他最后两句话充满了温柔，眼睛里也流动着泪光。然后，他毅然转身朝一条巷子跑去，很快消失在巷子深处。
我带着假妈妈走进医院，低着头，那天下午，印象最深的是医院的地面上我的脚晃动着，从一间屋子都另一间，我记不清那些大夫的样子，他们的表情，他们埋怨又可怜的语言，他们的动作，我都是瞬间抬头看一眼，又迅速低下。
我也记不得那个假妈妈的长相，我甚至也不敢看她，她也是紧张的，一脸迷糊，这种迷糊倒幸运地很像一个年幼的女儿莫名其妙怀孕而痛苦烦恼的妈妈。
我从没有向别人介绍过我的妈妈，今天，却战战兢兢地羞涩地不情愿地向大夫说，我妈妈在这儿。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一直困惑、一直想寻找、一直渴求的妈妈，也许只是这个太富有感情意义的字眼在作怪，对一个陌生人说出这个词，发现它也只是一个词而已，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对应的人是谁，这个概念有怎样复杂的意义与象征，我觉得都是一场虚无。我当时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这些大夫看不清、记不住我的脸。
我也不希望看清、记住他们的脸，我希望一切印象都是含混的，没有细节、没有清楚的过程，便于我以后迅速遗忘，但，我发现这一切印象的碎片是那样牢固地的刻在我的记忆里，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个耻辱一直在我的心里，时时吞噬着我……
整个下午，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图景：我浑身赤裸着在沿街乞讨，所有人都觉得我耻辱、卑微、可怜而且厌恶。我的身体远远不如我的心疼痛。
那个我的孩子，也许还不能称为孩子，只是一团混沌，但，它应该也是一个生命，至少是生命的胚芽，在我的身体里产生，是我的不负责任，而它被我扼杀又是我的另一种不负责任。
但，留下它是我更大的不负责任。
这是一个悖论，一旦，它不合时宜错误地产生。无论我怎样解决，都错了，一个错误引起的所有结果都是错误。我把它杀了是错误，妈妈把我留下来难道就对吗？
无怪，堕胎在有些国家就是杀人，但不堕胎就是给这个潜在的生命以人道主义了吗？我在对自己的诘问中被撕成两段，我的身体也在剧烈的疼痛中被撕裂成两半，生命里的一个骨血生生地被摘掉，离我而去。从此，我不再完整，我的噩梦中将增添新的恐惧，噩梦里将多一个血淋淋的生命拷问我：为什么不负责地让它存在，为什么又不负责地把它伤害。
那天下午，更荒谬的是：医生告诉我的血型是A型，和爸爸是一样的。我困惑，说我曾经在公园里测过，他们鄙夷地说：“那能准吗？”
这是一个不知是可悲，还是可笑的讽刺，那天，在公园一个“那能准吗？”的检测让我破罐破摔，就在那天晚上种下这个苦果，种下这个孩子生命的胚芽。今天在医院，还是验血，却是不同的血型结果。
在两次血型检验之间，一个孩子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在两次验血之间，这个生命发生过又仿佛没有发生过。
在那天下午，我发现：人一辈子似乎所有的尴尬都能捱过，所有的痛苦也都能熬过，我不得不佩服人的忍受能力。活着，人能够承担的痛苦真的很多，能够忍受的羞辱也很多，最终能恢复常态。只要闭上眼睛，咬紧牙，默默地一秒钟一秒钟数数，数着，一切都能过去，一切都会结束。留下的只是噩梦的素材与破烂的内心，一切似乎没有改变。
我把那个假妈妈打发走，庆幸着，又伤感着，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疲倦让所有内心的痛苦也逐渐淡化了，只想睡一觉，也许一觉醒来，还有太阳。
三、救人
我问常大夫：“她告诉过你，她跟谁生的我吗？她怎么怀孕的？”
常大夫摇摇头，说：“我想她不愿意说，也没有问。她对外说，你是张代表的孩子。她生下你以后，被转到另一个城市的监狱里，也因为你被改判了无期徒刑。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突然对这个慢条斯理的常大夫有些怨气：“你就告诉我这些？就告诉我，我是楚荷菡跑出去借的种？！这就是你说的想帮我？！”
常大夫脸红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是犹豫该不该告诉你，当时，我也对你妈妈说，如果可能，让你永远都不知道秘密，这个世界上，有时知道真相反而是更大的痛苦。但，那个董老师告诉我，你已经知道了很多，我想应该告诉你其他的，比知道不好的真相还糟的是只知道一半，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