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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同居”似乎大多数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这些繁华的都市又大多是流动人口多的移民型城市，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青年男女都会集一起，做着白领、金领的奋斗梦。爱情排在了事业的后面。快餐式的爱情到处泛滥着。性则成了快餐的必不可少的一杯可乐。谁能保证在这种特定的年龄，特定的环境下，尤其是越来越开放和宽容的舆论环境下，他们不会跨出那一小步呢？是欲盖弥彰，还是利用这些特定的条件给自己一个所谓前卫的面孔？
异性合租者认为，他们是在进行一种严肃的试婚尝试。比如两个人朝夕相处才知适不适合？选择合租是对自己负责。他们说，接受一个人的真诚，爱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这是远距离的恋爱无法做到的。且说说牙齿，你无法想象口气清新的爱人实际上睡觉前坚持不刷牙吧？你有没有可能容忍娇美的女友一整夜发出可怕的磨牙声？合租让我们有机会接近爱人的本质，也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想要将来牵手走一辈子，那么现在先试一试住在一起，让爱情付诸生活，再谈婚论嫁。有的人因为这样，发现对方原来那么好，怎么也不放心让这样合适的人流落到别人的怀抱里去，所以很快结婚了。有的人因为合租，发现对方居然有这样令人无法忍受的缺点和毛病，所以迫不及待地分手。
所谓的“新新人类”说：新同居时代来临了。未必！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话中都说他们生活一定要有质素。质素？显然这是一个香港词汇。他们已不满足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他们不满足那种二十年熬个处级干部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满大学毕业了还要挤住宿舍的生活，他们要过上自由自在的新生活。
他们非得选择异性合租吗？“新新人类”所说合租的理由之一，不过是为了省点银子而已，选择谁合租根本没有关系，这其实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异性合租，请先给个支持的理由，难道同性合租就不能省钱？
再说，异性合租的房客们大多正值婚恋的黄金年龄，干柴与烈火，蜜蜂与鲜花，除了已明确恋爱关系的情侣，其他一般关系的异性之间能否始终维系光鲜的“红颜知己”的谦谦距离呢？未必！同在一套单元房中，共用卫生间、浴室、客厅、厨房——如果有一些“两情相悦”，“食色性也”，长期的较亲密接触，就有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理智失控，后患无穷。如果真是成了情侣，当然应当祝贺。如果没有关系，也应当庆幸。但是，如果一旦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办？异性合租者一般都是同事朋友，比较熟悉，但是正是因为熟悉，一旦有什么睚眦或者恩怨，就有可能成为冤家或者仇人，但那个时候，旧事肯定会像陈芝麻烂谷子一样地被一件一件抖搂出来，那时你才惨呢！
在旧时代，一个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环境里，不可能有无性同居的，有的只是一见钟情——这真有点悖论的味道。防贼一样防着青年男女接触，所防的结果就是男女一见钟情，他们没有“二见”的机会，不一见钟情就没戏了啊。现在的男女交往自由多了，当他们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更自由地寻找所爱时，就不会像杜十娘那样，做梦梦见一个男人就为他相思命归黄泉。现代的“新新人类”少不了的是什么马路爱情、办公室爱情，何愁找不到好的红颜或者依靠？有没有必要在找异性合租伙伴的一棵树上吊死？异性合租，在一起生活，当然是男的出力的时候比较多，女的嘛，也可能有吃亏之嫌，所谓快乐，它又在哪里呢？
寻找性伴侣，试婚，想把事情交给另一个人做，这就是所谓“新新人类”，70年代人选择异性合租的想法和主题。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一个幌子而已。
“新新人类”，别搞得自己很酷，以为穿上了“异性合租”、“异性同居时代”的马甲就上天了。
第二章第12节 中国的现代小姐
中国的现代小姐：标准，就是流通
过去的小姐，是有身份的，现在的小姐，只要你看得顺眼，她就是你眼中的小姐。你不想叫她小姐，她也刻意地包装成小姐。
有位姓刘的学者说：我说的小姐不是从前的大家闺秀，一脸的古典美且水袖漫长，甩半个小时也不露指尖儿，还总爱使个小诡计发个小脾气，让众人提心吊胆连哄带劝。生活原型怎么劝的没法儿知道了，旧戏里是这么劝的：小姐呀，夫人说话，你、你怎么一句——玉玉也不听？！
我说的小姐是现代小姐。现代小姐除了穿衣服比古代小姐省事，其他方面都不容易，不但相貌，而且个头，甚至学历，都由社会管着呢。社会特厉害，容不得你讨价还价，什么叫现代小姐？社会说了算。社会把标杆儿——嚓！截这儿了，小姐呢，不得不照着标竿儿乖乖成年。硬件好的感谢爹妈，硬件差的感谢美容院，感谢之余不忘加强软件建设。女学士女硕士不消说了，就连守水果摊的小姑娘也努力从畅销书里寻找做现代小姐的标准答案。
标准就是通用，通用就是流行，流行就是时髦。现在的小姐哪个不愿意时髦？你随便逮几个小姐考察，准能惊奇地发现，她们的输入和存储系统是如此的健全，以致能迅速接收为现代小姐指南的各类信息，然后再原汤原水地输出。比如高跟鞋，原来统统是筷子一样的细跟儿，一二三，变！全变粗跟儿了，像成千上万枚公章在马路上叭叭盖印。
再比如说话，小姐们好像事先串通好了，几乎众口一词，开头语常是“怎么说呢？”调情语惯用“你真坏”，上下句连成的溜儿时爱说“那么”。能连成溜儿的也“那么”一下，需要赞美什么了，就轻启朱唇，徐徐说一声：“哇——”假如哪一个忘了“哇”，而是“哎呀妈呀”一嗓子，就坏菜了，准是从山沟儿里刚钻出来的，而且特别不上进，一学习就犯困。
当然，光会“哇”还不够，这只是一般小姐的水平，离优秀小姐还差一大截子。
优秀小姐像资金一样，总往重要的地方流动，还去流向机关部队，现在流向公司。
提起公司，令人不由得想起汽车，想起楼房——不是用低标号水泥将就出来的小破楼，而是用细瓷砖贴面的大洋楼，一水儿空调铝窗，窗里的小姐风姿绰约，于公司的地毯上袅袅婷婷行走。公司里自然也因此四壁生辉。
第二章第13节 中国人的幽默
中国人的幽默：一种应付人生的生活
林语堂说：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的庄子，波斯的喀牙姆，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士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绕，历代激动着回响，我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沙漠中有无砂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著，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著，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我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狡猾俏皮是正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做“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要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使《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