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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心吧。”郎晓忻兴奋地将像章戴在胸前，美滋滋地摇晃着头，眼珠不住地转动，“怎么样，精神不？像个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吧。”
“像。”我随口说。
“小白，干活时千万要小心，别像我似的。”韦翠花关切地对我叮嘱着。仿佛受伤的不是她，而是我。
冷霜月出来送我。在学校时我们两班只隔一道墙，那时我和她都是班级的宣传委员。晚上在教室的黑板报上写大批判文章，她常过来跟我学美术字。她夸我的文笔好，尤其羡慕我的字。我平时在班里极少与女同学说话，可每次她来，我觉得与她谈话并不拘束。
后来，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尽管老师喜欢我，但迫于形势的压力，还是撤了我的宣传委员。我当时情绪极低落。从那以后，冷霜月再没机会与我接近。几次在走廊相遇，我低着头与她擦肩而过。一直到下乡前，我们再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话。
也许，是上苍的有意安排，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次相遇。为避风也为了有个说话的机会，我们不约而同在房山头站住了。
冷霜月忽闪着大眼睛，关切地询问着她班的几位男同学是否适应环境。我介绍了黎义鸣等同学的生活情况。当说到周庆福与我挨着睡觉时，她的眼睛一亮，问：“他还是那样不爱吱声吗？”
“跟别人是不大爱说话，可跟我有时还能唠几句。”
“你看他情绪怎么样？”
“挺消沉，尤其在伙房被打后，见谁都抬不起头，你说他咋能干那事？”
“唉……”
我瞧了她一眼说：“看样子，你俩关系不错。”
“你想哪儿去了。”冷霜月脸上微微泛起红晕，“一个班的同学，家离的又近，就不兴问问呀？”
我没再吱声。
韦翠花真要强，第二天又戴着口罩来到了场院。达子让她休息几天，她说：“现在脱谷大会战这么忙，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我哪儿呆得住哇。”
她脱谷的速度极快，下来的稻草也多，这可苦了我们几个背稻草的新知青。平时往返一次，我们能休息几分钟。现在没有了喘气的机会，一趟接着一趟，累得我们筋疲力尽。但看到韦翠花带伤上阵还这样猛干，便觉得自己跟她比差远了。再说跟脱谷比，这活没什么危险，应该知足了。
脱下的稻草越来越多，稻草垛随之越堆越大。稻草垛之间留有几米宽的空隙，既背风又寂静。休息时，我们都爱到这里。用稻草在四周堆成一人多高的堵墙，遮挡住人的视线。躺在里面暄腾腾暖乎乎。抬头看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的，也有几分惬意。每次休息只有短暂的十分钟。哨声响起时，虽没歇过乏，但也要立刻从里面爬出来。
那天晚上，我背稻草来到了草垛旁，隐约听到里面有悄悄的说话声，便轻轻放下稻草往回返。当我再一次背着稻草走来时，见从那草垛里钻出俩人，一前一后拉开了距离。走在前面的人，我认出是周庆福。后面那人脸上捂着大口罩，看不清面容。那个人见我走过来，躲闪着急速向脱谷场走去。我低头背着稻草，心中好生纳闷：跟周庆福在草垛里说悄悄话的人会是谁呢？这个周庆福平时看上去挺老实的，怎么下乡没几天就跟哪个女青年拉扯上了？
第一部分垂头丧气（4）
我腼腆又固执的性格，大概是父亲严厉的家教所致。小时候，父亲对我管教极严。限制我出去玩，整天让我练毛笔字，记日记，完不成就训斥我，有时还打我。我一度憎恨他，可现在我明白父亲是想让我从小打好基础，将来好有出息。他是恨铁不成钢啊！“文革”开始后，尚慕春的父亲因解放前加入过国民党被当作潜伏的特务揪斗。尚慕春当天就站出来揭发父亲，毅然断绝父女关系，一时间在学校引起轰动。可我却做不到。尽管我也要求革命，可我竟鼓不起勇气与父亲划清界限。从感情上讲，我不忍在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前途，在父亲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我的内心真是既矛盾又痛苦啊！从此，我在班级里备受歧视，变得郁郁寡欢。
如今，在异地他乡，周庆福尚能有一位女青年与他亲密接触，而我却形单影只，像一只受伤离群的孤雁，凄苦冷寂。
晚上，我躺在炕上，身边的周庆福蒙头缩进被里，不知在干什么。下乡后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加上性格相近，晚上睡觉时便唠嗑解闷，彼此关系比其他同学自然要近一些。
周庆福的举动令我感到好奇，我悄悄掀开他的被，冲他“嗨”了一声。他一惊，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见是我，才松了口气，他说：“我以为是谁呢？”我看见他耳朵上插着耳机正在听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有三个波段，其中有两个是短波。
我推了他一把：“哎，猫被窝听什么呢？”
“听样板戏。”
“样板戏天天播，我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你还听那干啥。”
“呆着没事，听着玩呗。”
“哎，”我一本正经地说，“问你点儿事儿，你可得说实话呀。”
“啥事儿呀？”周庆福关掉收音机，望着我。
我盯着他：“那天在场院的草垛里，你跟哪个女青年在一起？”
“没有哇。”他脖子一梗。
“得了吧，我背草刚到那儿，听见一个女的正跟你说话，我差点把稻草扔进去，你想唬我！”
“你问这干啥？我哪圪垯做错了。”他睁大眼睛望着我，不觉冒出了地道的沈阳话。
“是冷霜月、尤金珠、尚慕春，还是哪个老知青？”我问。
他眼珠子翻了翻，瞅着我说：“你说是谁？”
我瞥他一眼：“我问你呢，到底是谁？”
“我不像你，个头标准，体形又好，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招人稀罕，还有人给补褥子。咱小眼厚嘴唇，个头还不到一米七，整个一二等残废。谁能看上咱哪？”没想到他竟冒出这套嗑，反倒奚落起我来了。
“行了，我不问了，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我装作生气的样子，转过身子不再理他。
周庆福也不吱声，又蒙上大被，一定是被半导体里的广播吸引住了。
脱谷已接近尾声，我们不用打夜班。晚上烧完炕，坐在褥子上，打发着寂寞的时光。营里在室外的电线杆上安装了两个高音大喇叭。每个宿舍都透风，那喇叭里的广播声便像无数个飞行的针，顺着各种缝隙挤进屋内，钻入人们耳中。每星期大约播两个晚上，由营里的兼职女播音员播放《盘锦日报》的新闻和各连送去的稿件。刚开始我听着还觉得新鲜，后来感觉总是那些套话，枯燥乏味。南炕的老知青似乎都不怎么听。凑在一起扯闲淡。这天晚上，他们谈论起青年点里的女青年，讨论谁漂亮。
有人说，韦翠花长得还行，脸蛋像红苹果，大眼睛，性格也开朗，只是腰粗了点儿。这时立刻有人反驳说，原先看还可以，磕掉门牙后就不行了，像个豁嘴，说话都漏风。
有人说，郎晓忻长得也不错，别看个不高，眼睛不咋大，可挺会撩人。
于是又有人说，你这什么眼光？没看见她肩窄胸鼓腰细，再瞧她那屁股，简直像个大磨盘。六个人在上面打扑克，还带观众。
立刻引起哄堂大笑。
一个叫老黑的知青说，三连有个鞍山女知青，长得挺好看，那天咱连正开欢迎新知青的会，杜金彪却跟人打架，就是为争这个女的。
老知青胡立仁透着狡猾的眼神，有些诡秘地说：“你们眼光都不行。要说漂亮，还得属三连的方怡玫，瞧她那脸蛋，那腰条，那个头，简直像电影演员，全青年点没一个能比得上。那天晚上被杜金彪硬拽进草垛里，让新知青浇尿给搅黄了的就是她。”我心里咯噔一下，又想起挨揍的那个惊恐之夜。
排长李冬生推了他一把说：“你个大色迷，看上她啦。你没看她父亲是什么？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别人都躲着她，你还敢说她好，小心批判你。”
“是呀，你小子被她迷上啦。那可是个狐狸精，谁挨上准倒霉，你可别掉进去呀。”大家七嘴八舌，眼神里充满了鄙夷。
“我也没说她好，只是说她的长相。我不明白，怎么反革命、走资派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胡立仁为自己辩解着。
这些老知青怎么对女青年这样感兴趣？我觉得有些无聊。尤其是提到反革命的子女，一下子联想到自己，心里忐忑不安。还是出去走走，自己清净一会儿吧。想着牙膏已经用完了，便穿上棉衣向营里的小卖部走去。
小卖部与营部在一趟房，位于青年点的北面，有五六十米远。我推开小卖部的门走了进去。这个房间不大，外间有一个铁架子镶玻璃的柜台，面靠墙是一个货架子，上面摆放着少得可怜的日用品和食品。
售货员是位去年下乡的鞍山知青，听连里人说叫兰桂芳。她不到二十岁，圆脸，白白胖胖，一看就知没经过风吹日晒。说话时带着少女纯真的微笑。
我买了一管中华牙膏。
忽然外面风声大作，吹得门窗乱颤发出咔咔的声响。我得赶紧回去。我抓起牙膏急匆匆奔向门口。
我刚推开门，外面一人似被大风推搡进来。我毫无准备，一下子与那人照了个顶头碰，只听咚的一声，两个脑袋撞在一起。我只感觉眼冒金星，头嗡嗡作响。那人“哎呀”叫了一声，我立即听出是女人的声音。我晃了下头，定睛一看，一位个头与我相近的女青年立在我的面前。
她，高挑的个子，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但仍难掩饰匀称的体形。瓜子脸，细弯的眉毛，一双晶亮的大眼睛，瞳孔又黑又亮，长长的睫毛忽闪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