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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到那刺耳的哨音，什么时候起床，完全由着自己。
屋里有些冷，我急忙穿上衣服。吃完早饭，忽然想起上火车时方怡玫塞给我的字条，忙从兜里翻出来。摊开一看，是她家的地址，还画了行走路线。对了，应该去她家看看，头一个寒假，我心情不好，哪也没去，这次可得出去转转，整天呆在家里也没意思。
我骑车行进在大街上。西北风呼呼地迎面而来，刮得路旁的杨柳摇晃着枯干的枝条瑟瑟发抖。我顶着风，根据方怡玫所画的路线，从市中心一直向西北方向骑。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皇姑区的边缘处。过了一座小桥，上了一个慢坡，眼前出现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
门口有警卫站岗。我登了记骑进了大院。经过打听找到了方怡玫的家。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进了房门是一个小走廊，左侧有两间，右侧是一个穿堂的小套间，走廊尽头是厨房和厕所。我拐向左侧，在门板上轻轻敲了两下，一个矮个子、腰很粗的中年妇女盯着我问：“你找谁？”我问：“这是方怡玫的家吗？”她手向右一指：“在那儿边。”我说：“谢谢。”便向右走去，我轻轻敲了下门。一会儿门开了，出来的正是方怡玫。她忽闪着大眼睛兴奋地瞅着我，说：“你还真找着啦，快进屋。”我随她进了屋。这时从里间屋走出一位头发花白、面容和蔼、年约五十岁的妇女。方怡玫介绍说：“妈，这就是我常跟您说起的白剑峰。”我忙说：“大姨，您好。”方母说：“小伙子快坐下，小玫，给小白沏茶。”
我拘谨地坐下说：“大姨，我不喝茶。”
“那就倒杯白开水吧。”方母说。
方怡玫拿着暖水瓶，往桌上的一个搪瓷杯子里倒水。我的目光一下子被这个杯子所吸引。这个白色的搪瓷杯，杯口掉了一些漆，露出金属的灰黑色，而杯体上却有一排红字：“赠给最可爱的人”。
我不禁一怔，难道方怡玫家跟志愿军有什么联系？方怡玫倒完水递过杯子说：“看啥？是不是看这杯子有点破，这可是当年抗美援朝的纪念品。”
“啊。”我接过杯子轻轻呷了一口水。
方母个头中等，额头上有深深的抬头纹，眼角爬满了密密的鱼尾纹。她脸色苍白，慈祥的目光中隐含着抑郁。她细细打量我，说：“听小玫说，你是去年下乡的。你们在一个连，对小玫没少照顾。”
我说：“大姨，其实是方姐对我挺关照。我刚下乡，对农村的生活还不太适应。方姐处处想着我，拿我当弟弟看待。我真不知要怎样感谢啊。”
“唉，下乡不容易啊！”方母叹了口气说，“你们年纪轻轻的，就孤零零的到了农村，真应该互相帮助。”
“你家里都好吗？”方母又关切地问我。
“啊，我妈一个人在家。她身体不太好，可还惦记着我。”我说，“她自己省吃俭用，每个月都要给我寄钱。大姨，您不也是一样吗？”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方母感慨道，“小玫这孩子挺苦。我身体不好，他父亲又被关押，不让我们去见……”方母说着眼圈红了。
我顿感一阵心酸，望着方母说：“大姨，您别难过，又不是您一家，我家也一样。”
方母的眼泪在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默默地流着。她紧咬嘴唇，抑制住哭声，嘴角不停地翕动着。她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
刚进走廊时，我以为这儿只住着方怡玫一家，不想却还有别人居住。我不解地问方母：“大姨，这房子里怎么住两家呀？”
“他爸没被打倒前，这小院就住咱一家。可她爸被抓走的第二天，造反派就说，反革命凭什么住这么多房子？硬把我们娘俩撵到这个小套间，那两间就让别人给占了。唉，有啥办法呢？”
“大姨夫不是高干吗？”我说，“房子不是按规定分给你们住的吗？怎么他们说占就占哪，还讲不讲理？”
“这年头，上哪儿说理去。”方母气愤地说，“说你是啥就是啥。扣上个反革命的帽子，你也得受着。她爸就因为不服，没少挨造反派的打。这造反派也够狠的了，打得他爸浑身没一处好地方。像有多大的仇恨似的，比解放初期斗争地主老财都邪乎。他爸从小跟共产党闹革命，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不少伤疤。过去他革小日本、国民党的命。哪曾想，这回革命竟革到他的头上。我真不明白，他爸错在哪？为什么这些人往死里整他？……”
方母气得嘴唇直哆嗦，两眼噙满了泪水。方怡玫站在母亲身旁，不住地抽泣着，她凄楚地望着悲愤、憔悴的母亲，喊了一声：“妈……”
方母用手搂着方怡玫的肩膀，爱怜地说：“孩子，是咱家牵连了你。妈没能力保护你啊，让你受苦了。”
方怡玫紧紧依偎着母亲，已经泣不成声。我呆呆地望着她们母女俩，不知说些什么，只感觉心里酸酸的。
方母缓缓地抬起头，轻轻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她看着我说：“小白，看我这人，当你的面说这些，让你也不好受，你可别介意。”
“大姨，没关系。”我说。
她推了一下方怡玫：“小玫，快给小白拿糖去。”
方怡玫擦去脸上的泪水，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她转身从一个茶盘里抓出一把硬糖块，递给我说：“剑峰，吃糖吧。”
我接过糖，轻轻放在桌上。我哪有心思吃糖啊！
第四部分第二个寒假（2）
“看，到这儿还客气。”方怡玫说着，剥开了一块糖塞到我嘴里。
好久没吃到这种橘子味的糖块了，可我却觉得心里仍然苦涩。
“小白，让小玫陪你唠嗑，我去给你们做饭。”方母说着，转身要去厨房。
“大姨，我来时刚吃过，您别忙了，我这就回去啦。”我说。
“看你这孩子，着什么急？在这儿多坐会儿，我给你包饺子。我知道你们青年点吃顿饺子不容易。”方母转身走出了屋子。
方怡玫从抽屉里抽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说：“你快看看，大学要招生了，这上面还有最高指示呢。”
我接过报纸，上面醒目地印着最高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大学就停止了招生。几年后大学又恢复招生，虽然只是理工科，招生的人数不会多，但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升学的希望。
我欣喜异常地看着她：“这么说，咱们也有希望报考大学啦。”
“嗯，”她点点头，对我说，“你把过去的中学课本找出来，好好复习复习，说不定能用上。”
我说：“你也把你的课本找出来，凭你的聪明劲儿，保证能考上。”
“我可不行。”方怡玫的目光又泛起一层愁云，“就我现在的状况，连里、营里肯定不让我报考，我这辈子看来真要在农村扎根了。”
“那可不一定，”我说，“考大学凭的是真本事，哪能光看出身。”
方怡玫说：“现在可不就是这样，你下乡也一年多了，青年点的事儿你也看得一清二楚。像我这样的人，不是总遭别人的白眼吗？”
“管他们怎么看呢，咱们脚正不怕鞋歪。”我说。
“你脚再怎么正，他给你穿上小鞋，你也是遭罪呀！”方怡玫看着我，“不过，你跟我不同。虽然你受父亲的影响，不像有些人那么吃香。但是有这样的机会，还是要尽量争取。过几天假期就到了，你把书带回青年点，晚上抽空复习复习，总比跟别人闲扯强吧。”
“嗯。”我点点头说，“姐，那你呢？”
“我也想把课本带回去。”方怡玫说，“不管让不让报考，复习一下总会有好处。趁着年轻时多学点知识没坏处。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知识怎么促进生产啊。”
“哎，姐，你这可是‘唯生产力论’，要遭批判的。”我故意吓唬她。
“我跟你说，又没到外面去散布，”方怡玫说，“难道你还能把姐出卖呀？”
“那可说不准，这年头谁管谁呀？”我睁大眼睛盯着她，“郎晓忻能把宗伟光告进去，说不定哪天我上台揭发你。”
“好你个白剑峰，刚认姐姐没几天，就翻脸不认人。”方怡玫努起嘴，装作生气的样子。
我刚回到家，母亲突然问道：“你上方怡玫家去了吧。”
“是啊，她是我干姐，对我不错，借放假机会看看她。”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有些狐疑，母亲怎么知道方怡玫。
母亲脸色阴沉，忧郁地盯着我问：“方怡玫她父亲是不是反革命？”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头一次见母亲对我这种神态、这种口气。我小心地问：“妈，谁告诉您的？”
“这你甭管。”母亲表情严肃地看着我，“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在青年点的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胆怯地看着母亲，一定是尚慕春跟尚母说过，才传到母亲的耳朵里。
“你是不看她漂亮，想跟她处对象？”母亲瞅着我，突然加重语气说，“你也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她漂亮咋啦？”我不服地撅起嘴，“您别听别人胡说。谁跟她处对象啦？我跟她只是干姐弟。像这种关系的青年点里多的是。根本不是处对象，会有啥后果？”
“你好好干你的活，少惹麻烦比啥都强。干吗非得认她干姐？”母亲情绪有些激动，“你爸被整得已经够呛了，你再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