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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疑惑地打量了好一会儿，才上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这才离家几天哪，咋变成这样了？妈差点儿认不出来你了。”
母亲轻抚我额头上的血印，心疼地说：“孩子，你跟人家打架了？”
“没有，”我怕母亲伤心，故意说，“上火车人太多，头让车门磕破点皮儿。没事，妈。”
“唉，以后可得注意啊！”
母亲转身去厨房给我做饭。我打来一盆水，脱去棉衣痛痛快快地洗脸。转眼间，一盆清水变成了黑泥汤。
一会儿，母亲端上来一大碗热腾腾的手擀面条，我三下五除二扒拉进嘴里，片刻工夫，碗已空了。母亲又将锅内的面条全都盛到我的碗里。母亲默默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她鼻子一酸，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吃完面条，抬头看着母亲问：“妈，你咋啦？”
母亲用手擦着眼泪问：“青年点是不是吃不饱？”
“哪能呢，我们知青一天一斤半定量，比城里还多呢。”我故意逗母亲，“城里每月供应那几斤陈大米像宝似的，我们那儿顿顿吃新大米。这次带回五十斤，让您尝尝咱盘锦大米，油汪汪，喷喷香。”
“行了，妈知道。”母亲说着，转身从衣柜里找出我的内衣、内裤，塞进了一个造革兜子，递给我说，“把这衣服带上，快去浴池洗个澡吧，去晚了该下班了。”
我急匆匆来到西华门附近的连奉堂浴池。我将身体浸入冒着热气的大池子里，只露出个头。浴室里蒸汽弥漫，棚顶的水珠不时滴落到我脸上。我闭上眼睛。下乡后一直没有洗澡，身上长了一层漆似的污垢。这回在热水里泡澡，真是舒服。若不是浴池有时间限制，我真想在这儿痛痛快快地泡上一宿。
回到家已半夜。我将换下的脏衣服扔在大盆里，钻进了被窝。
一觉醒来，太阳光已射进屋内。我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扭头一看桌上的闹钟，已经九点多了，这才起床。
母亲正用热水烫我脱下的那堆脏衣服。那上面的虱子挺顽强，用凉水洗不掉，只能用开水烫。回家没给家带点什么，却捎来一堆令人厌恶的寄生虫。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
下乡前，衣服都是母亲洗的，现在再让母亲洗，自己感觉也不得劲儿。
“妈，我自己洗吧。”我不好意思地望着母亲。
“你这身脏衣服，不用搓衣板还能洗干净？行了，还是妈给你洗吧。”母亲说着指着锅，“那是用你带的米焖的干饭，你赶快趁热吃吧。”
“妈，您也一块儿吃吧。”
“妈刚吃过。这盘锦大米是比城里供应的米油大，挺香的。”
喝惯了青年点的“军舰汤”，我冷丁吃着母亲用大油做的白菜炖豆腐，感觉胜过山珍海味。
母亲看着我说：“明天就是农历三十了，一会儿妈上街买点菜。”
“妈，这五元钱给你。”我从兜里掏出韦翠花给我的钱。
“怎么，队里结算了？”母亲感到意外，并没有接我的钱。
我说：“队里得过完春节才能结算完，这是我上苇塘挣的。”
“你还上苇塘了？”母亲眼里透着担忧，“听说割苇子那活可苦了，去的人都要脱层皮。”
“我没有割苇子，是跟着做饭。”我说得很轻松。想到苇塘里我从死亡线上挣脱过来的那一幕，至今仍心有余悸。可我不能对母亲讲，母亲知道了一定会受不了。
我将那五元钱硬塞给了母亲。
母亲拿出家里积攒的一斤肉票和一斤鸡蛋票，上街去了。临近春节，城里的副食供应很紧张，虽然凭票供应，商店里依然人头攒动，排起了长队。平时攒得可怜的副食票不一会儿就全都花光了，可餐桌上也仅仅能见到零星的肥肉片。
晚上，母亲开始拆她穿的那件毛背心。我不解地问：“妈，这毛背心没破，您拆了干啥？”
母亲指着床上的一团新毛线说：“妈用你的五块钱买了点毛线，加在我拆的毛背心上，我想重织个大点儿的。”
我说：“妈，那您不如织件毛衣，反正费一回事儿。”
母亲说：“妈自有打算。”
除夕之夜，外面静得出奇。我和母亲坐在一起吃年饭。一盘花生米、一大碗猪肉炖酸菜。小饭桌上摆着三双筷子，三只小碗。
父亲不在，屋内异常冷清。往年阖家团聚的那种温馨与祥和成了奢侈的回忆。
母亲打开桌上的一瓶二锅头，将三只小碗里浅浅地倒了一点儿。我一下又想起了父亲。
父亲被关进监狱后，我费尽心机打听到父亲的下落。那天我偷偷跑去看父亲。把门的人一听我是反革命的儿子，便厉声训斥道：“小狗崽子，胆儿不小哇，不躲远点儿，还敢上这儿来。”
“我咋不能来？”我疑惑地望着他。
“你老子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哇？他要当权，我们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门人瞪着我，“你还认他为父亲，还想当狗崽子？”
“大叔，我跑了这么远的路，好不容易找到这儿，您就让我见我爸一面吧。”
我带着哭腔，像个乞丐般地不住向他哀求：“我求您了，求求您了。”
把门人轻蔑地瞅着我：“你这小狗崽子，咋这么没脸没皮？亲不亲线上分，赶紧滚开。”随后将大门咣当一声关上。
我气得咣咣地拍打着大门，直拍得手肿起来。
一会儿，门又打开，突然一盆冷水泼到我头上。我激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滚，快滚！”那人叫道，照着我就是一脚，随后扬长而去。
我丧气地跌坐在地上……
“妈，爸来过信吗？”想到父亲我忍不住问了母亲一句。话一出口，又感到后悔，这不又触到母亲的痛处吗？
“唉——”母亲重重地叹息着，“前些日子，你爸托人带回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着：我在这儿挺好，不要挂念。”母亲直怔怔地望着桌上斟了酒的小碗，眼圈一红声音颤抖着，“你爸苦哇，他浑身净是病，可他不肯说，唉。”
母亲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落到端起的小碗里。我一阵心酸，跟着端起了盛酒的小碗。
母亲抽泣着说：“你爸除了过节喝点儿，平时从不碰酒。这碗酒是你爸的。来，咱俩敬你爸一杯。”母亲和我端起小碗同父亲平时用的那只碗碰了一下，她扬脖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辛辣的酒呛得母亲咳嗽起来。母亲手捂着嘴脸涨得发红，可她仍端起父亲用过的那个小碗。
“妈，您别喝了，我替爸喝。”我抢过母亲手里的小碗，屏住气一口干了。
这酒足有六十多度，我感到嗓子像着火似的发热，呛得咳出了眼泪。
母亲心疼地轻轻拍着我的后背，随手从那大碗里夹起一片肥肉递到我的嘴边：“孩子呀，快吃块肉，压压酒。”
我贪婪地嚼着肉，止住了咳嗽。下乡后头一次尝到肉，哇，真香啊！我劝母亲也吃几块。这肉炖酸菜里只有薄薄几片肉，母亲全都夹到我的碗里。
第一部分你找谁呀？（2）
“妈，你也吃块肉吧。”我给母亲夹起一块肉。母亲又将这块肉夹回到我的碗里说：“孩子，妈不爱吃肉，妈知道青年点伙食清淡，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多吃点肉，妈才放心。”母亲瞅着我消瘦的脸颊，声音有些哽咽：“看你才去几天，就瘦成这个样子，妈心疼啊！你别惦记家里，这城里咋说也比你们青年点强啊！”
我一下怔住了，放下手中的筷子，仔细地瞧着母亲。
母亲怎么变得这样憔悴、苍老。才四十多岁，脸上已出现那么多皱纹，下巴颏儿尖尖的，颧骨明显地突出来，仿佛只有一层皮包着骨头。母亲脸色干黄，两腮深深凹陷，泪水不住地流淌着。
“妈……”我激动地喊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啦？”大年初一早晨，一位女人悲怆的哭声将我惊醒。
我走到院内，见西厢房那家的门大开着，屋内一位中年妇女披头散发地跪在地上，手拍打着地号啕大哭。母亲和几位邻居在她身旁劝着，陪着掉眼泪。
“孩儿他婶，人死不能复生，你可要想开呀，哭坏了身子可咋办？”我的老邻居韩大妈流泪劝着。
这哭得死去活来的女人不是我们院的尚大婶吗？难道尚大爷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从邻居的口中我得知尚大爷上吊死了。
在我们这个四合院，住西厢房的尚大爷一家与我家的关系挺近。尚大爷大脸盘短粗脖子，身体像个圆筒子。他脾气火暴，每晚必喝三两白酒。他爱下象棋，每到星期天晚上，便邀父亲杀上几盘。他老伴儿在街道工厂当勤杂工。家里只有三个丫头，又都下乡了。
尚大爷解放前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在运输队中学会了开车，他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一天，连长给他填好了一张表，让他按手印，他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便稀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后来他才听说按了手印就参加了国民党。
辽沈战役中，他们团投诚，他被留在部队开车。解放后就来到父亲的工厂当了司机。他曾向组织如实交代了那段历史。组织上经调查，认为他入国民党属于被人欺骗，便没做任何处理。
哪知“文革”开始后，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将他揪了出来，说他是国民党安插的特务，让他交代历史问题。他生性倔强，不承认是自愿加入国民党，说自己并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造反派将他关押，打得他遍体鳞伤。今年的三十晚上才放他回家，并叫他初一的早晨回去，继续交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