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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向人多的那边靠去。她知道该怎样显露出自己，在一把太阳椅前坐下。她要留给评委们一点时间，不是发现此间独处的自己，而是注意，在注意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年轻的小伙子相反，对成熟——或者说年龄上成熟的男人不能往上凑。要有一点距离才有引力，正如一个全裸的女人不一定能刺激情欲高旺的情人，要学会掩饰。掩饰的结果是挑逗，凑上去的结果只能听见男人们打哈哈，心里未必欢喜，游泳池边的服务员首先发现了她，举着有各种饮品的托盘走过来，那一边的视线便随着服务员的移动而移动。她取下一杯橙汁，放在白色的小桌上，没有把脸扭向那边，但足以从墨镜中看到一张张大小不等的白脸正朝向自己。
她知道自己已被注意。从报纸上的名单中，她知道所有参加总决赛的人没有一个在全国有响亮的知名度。甭说响亮，没有一个被人颂传过——哪怕是丑闻。或许像她一样，只是一方地域的“名人”。她是芙蓉城里颇有影响的歌手，参加过无数次形形色色的比赛。家中小客厅已摆不下的五花八门的奖杯、奖章和证书，可没有一个够级别的，星光不足。也只能是歌手，职业的。离歌星还差一级，离著名歌星还差两级，离歌坛巨星差三级，离歌唱家差四级，离歌唱艺术家差五级。级级都是鬼门关，每过一关都必有自己不堪回首的苦与乐。她至少参加过三次真正全国性的歌手大赛，至少有一次可以超越优秀奖。她和三等奖获得者只差零点一分，和二等奖只差零点五分。这微妙地相差不仅仅是数字。数字是没有情感的。很久以后她才知道，走不出四川芙蓉国在于她太重视自己的歌喉而忽略了别的。这“别的”她从各类小报上得知，原本不信。有一次她也上了小报，说她和一个在莫斯科开了两家饺子馆的成都款爷有一腿。她根本不认识那个款爷，对他会不会捏饺子一无所知，于是就更不信小报的胡言。那款爷有一天拿着小报来芙蓉歌厅找她，她才想起原来就是这位每晚必到、每歌必献鲜花的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非要和她有一腿，既然彼此的名声都被玷污，他的未婚妻跑到湖南去投汨罗江，那一腿便一定该有。他说的时候哭了，男人也会哭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他不止一次跑回成都在她面前不止一次地哭，说不上是哪一天她真和他有了情投意合。小报原来是造爱的温床。
她属于自由歌手，天生一副川姐的妩媚，她拥有一批天天看得见的属于自己的歌迷，无论她每天轮场到哪家歌厅，都会给大街上的出租车带来笔笔生意，竟有一大拨人陪着她。这才让她懂得什么叫众星捧月——歌迷们原本才是星，她是月。星和月总是同时出现。还有两年来那位款爷只要在成都逢场必到。她和他同居并非因为他掌声最响，使她惊讶不已的原来他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讲究实际的诗人，用中国字组合的诗远不如用莫斯科面捏成饺子对人类更有贡献。可他还是为她写了诗——或者说是为她作了一首词，尽管有点苦涩，《何必说再见》。她开始越来越爱他，一首《何必说再见》竟反过来完全变成了她对他的心诉。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她成为一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空都瞧得见的星。既是希望也是祝福。她开始为不使他失望而参加一次一次的比赛。他不仅长得英俊而且人也正派，连莫斯科小姐是否穿高跟鞋都不知道。或许是个故事，又何必追究故事的真实？真实的故事就一定美吗？他早于她五天到京，坐火车去了莫斯科，把她的护照悄悄办好，放进她准备随时启程的时装箱里。这是她最后一次机会，要么被星彩公司纳入旗下，要么赴莫斯科去做饺子馆的老板娘。两者都行，但只能取其之一。
她呷了一口橙汁。她把橙汁从小白桌上拿起又放回去的过程一定有魅力，那老头下水，正往这边游。她知道女人贵在一个软字。她的声音是软软的，像她的身子一样。她缓慢地站起来，把浴衣脱下，她要跳进去，不管这水热还是凉。下水非易非难。这次比赛是三龙并驾，星彩、报社，还有协会。给首席评委一个良好印象，对取胜是关键的第一步。所有人都明白，走出来的歌星比没走出来的人只一步之差。这一步非常小。她的《何必说再见》激荡过她所有去过的地方，令人抽泣的喝彩，在于她是用心去演唱。不会用心去唱的歌人只能是一瞬间的闪烁。嗓子对于歌者仅仅是基础，绝非关键。她深信《何必说再见》敢跟任何人一决高低，她必须走向成功。
她知道该怎么做。瘦巴老头把瘦尖的头挣扎出水面，使劲地盯着站在池边的她时，她知道她做的结果能给她带来什么。
征服的办法是视而不见。对这首席评委原本不必用心去征服。赵亚男一个漂亮的舒展姿式，跃入水中，溅起一片浪花……
十一点三十分。
大堂中走进来三男两女。走在中间的，一副硕大的墨镜罩住了他几乎半个脸，那件名牌衬衫更显得雪白，镀金扣子闪闪发光。他没有系领带，也没扣住最上面的三个扣子，露出一小片胸毛。左右各有两人，两男两女，拿着大哥大，收起太阳伞，抱着公文箱，挎着尼康机，不知道没看见还是没想看门口的长条桌，直奔大堂副理处走来。张小芳看出这五个人故意把自己弄得气度不凡，步子迈得一个比一个大。不是被人吃就是要吃人的样子，五副墨镜的十个黑窟窿不知让人肃然起敬还是顿时生厌，张小芳不由地站起身。
“小姐，”一个公鸭嗓的人快上了几步，远远地就朝张小芳大声问：“冠军住什么地方？”
“对不起，”张小芳好一阵糊涂，比赛还没开始“冠军”倒出来了？她笑了笑，用手指着她们刚通过的地方，说：“请到那边去办手续。”
“小姐，你很可爱。”中间的人伸出手，“我叫杜良。听说过吗？”
“没有。”张小芳不容抗拒地和这个杜良握了手，“对不起。”
“你很快就会听说的。”杜良话音未落，转身就朝回走，“像我的餐厅一样名震四海！”
“你爱听笑话吗？”公鸭嗓大声问：“笑话，知道吗？”
“知道。”张小芳也犯了调皮，讽刺地说：“有时候看笑话比听笑话更有意思。”
“深刻。”公鸭嗓点点头：“欢迎你光临笑话餐厅。”
“谢谢。”张小芳忽然有些不好意思，原来这些人是火爆京城的“笑话餐厅”的人，还需要到这里来拉拢客源吗？“你们是来参赛的？”
“我们老板。”公鸭嗓说：“我的嗓子只能唱劲歌，星彩公司不喜欢劲歌，这次我就不参加了。回头见。”
公鸭嗓也转身离去。手续办得很快。杜良被安排到116房间。他们依然大步流星地走进大走廊，到了房间门口，杜良看着房号就乐了。
“好，顺。要要顺。”杜良说着，进了门，摘下墨镜，是一双很漂亮的眼睛，转回头对拿着大哥大的人说：“要天津，问问他们送活虾的车是不是翻沟儿里了？怎么还不到？”
“好。”捧着大哥大的小姐翘着小拇指，把涂得红红的手指按向号码键：“天津吗？”
“真废话！”公鸭嗓不悦，抢过大哥大：“天津大了，找市长还是修鞋的？别跟这儿气杜总了。”
“总统套房还真名不虚传。”杜良巡视了一圈，对这地方给予了首肯：“住。不错。就看餐厅怎么样？肯定没劲。哎，该吃饭了。走，瞧瞧。”
他带着随从人员，稀里哗啦地又走出房间，没有进大餐厅。不需要组委会请，也不想见他们，现在见面不知说什么。近乎让别人生疑，疏远了让评委介意，林木森这小子也这么说。林木森当了他的“经纪人”。什么他妈的“经纪人”，就是把他给他的钱通过他的手花出去。七个评委他要了八个红包。先不去管他。关键是要拿下冠军。他要让他的“笑话餐厅”更上一层楼，不是北京，不是全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全世界迄今为止只有他一家过耳不忘的“笑话餐厅”。
这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终生感谢，要是女的恨不得嫁给他。
这个人便是赫赫有名的“京东大嘴。”
这是北京野马广告公司总策划人的雅号。人们不知道或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叫“京东大嘴”。“京东大嘴”在京城广告界不是一匹野马，整个一头雄师。
第一次听到“京东大嘴”时，杜良不屑一顾。他不知道什么“京东大嘴”，只知道“京东肉饼”。他就是做“京东肉饼”发家的。不曾想一夜间满京城的小店都挂出了“京东肉饼”的番号，大饭店便以“火锅”为龙头。南北火锅战京城。他刚刚在一条清一色的食品街站住脚，就被各路“火锅”打得晕头转向。这条街上至少有十几家餐厅，还不算挤在旮旯里往扎啤里倒瓶碑的小店。他每年光租金就一百万盘下了这座“齐鲁酒家”，开业半年，一日比一日惨淡。看着别人门前车水马龙，他恨不得把发明火锅的人从墓里抠出来再宰一次。既然京城人头脑发热都迷恋于火锅，他也上马。火锅算什么，有火有锅还有乱七八糟非牛非羊鬼都不知道是什么肉的肉。可还是不行。人都有了毛病，吃饭也像买东西那样爱去习惯的地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齐鲁酒家”一天开不了三桌——还都是别家没有座位后才老大不乐意地进来，上哪找他妈的回头客？往火锅里放罂粟壳也没用。偶尔走进的都是外地人，没什么东西可让他们坐着火车来回头。方圆十里二十里的吃饭大户，把支票都押在了别家的柜台上。强忍着挣扎，没地儿去寻罂粟壳，据说放阿斯匹林也是火锅的绝招，一口气买了三斤，杜良创下了买药不按片按斤称的第一人。一看穿官衣的进门就提心吊胆，倘若被抓住，该犯哪条罪：总不能说帮助客人治病才放了阿斯匹林吧？他妈的，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