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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果烹杀桑弘羊,天就会降雨。」
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大刀一砍的两分法,「仁义」和「利益」如同水火之不相容。「仁义」是孤立的,凌驾各种行为之上。于是,讲「仁义」的人遂陷于不切实际的迂腐困境。没有卜式,中国仍是中国,没有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制度,和物资调节办法,天下可能混乱,西汉政府可能倒闭。
杜周
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人杜周,调任司法部长(廷尉)。杜周外貌忠厚宽大,但内心苛刻,害人深入骨髓,大抵仿效张汤的办法。
此时,诏狱特别多,部长郡长级高级官员(二千石)被逮捕囚禁,旧的去,新的来,始终维持一百人以上。司法部受理的,每年达一千余件。大案牵连逮捕的有数百人,小案牵连逮捕的也有数十人。远者从数千华里外,近者也有数百华里路程,把当事人押解到长安审讯。司法部所属监狱,跟首都其他官府所属监狱,全都装满,囚犯高达六七万人之多,而法官法吏利用口供牵引,更增加十万余囚犯。
「诏狱」一词,再次在资治通监出现。「诏」是皇帝命令,由于皇帝的命令而逮捕,而囚禁,而处决的行为,称为「诏狱」。这种案件中,法官的任务只是代不合法的行为穿上合法的外衣。韩信、彭越、晁错、主父偃、周勃、周亚夫,都是诏狱下的牺牲品。所以可以直接了当的说:诏狱就是冤狱。当最高统治者──不管他的名称叫什么,要惩处某一个人时,法官自会找出稀奇古怪的法律条款,诸如「地下谋反」「心理叛变」「反党」「反人民」「反中央」「打击领导中心」
之类,使他们龙心大悦。
十六七万囚犯,是一个庞大数目,西汉王朝初期,长安人口不过五十万。十个人之中,就有三个人坐牢,其中埋藏着多少悲剧。太平盛世,尚且如此,战乱时代,人更不被当人。
刘彻
纪元前一○八年,中国派往朝鲜的远征军内部不和,左将军荀彘合并杨仆军队后,即猛烈攻击。王险城(平壤市)不能支持,破在旦夕。朝鲜王国(卫氏朝鲜)宰相路人、韩阴、尼谿、参(姓不详),将军王喝(音jia「颊」),弃职投奔中国军营。宰相尼谿、参(姓不详),派杀手刺死国王卫右渠,投降。
王险城(平壤市)在混乱一阵后,大臣成己再恢复固守。荀彘派故王卫右渠的儿子卫长、宰相路人的儿子路最,前往宣告他们的人民,固守无益。王险城(平壤市)人民起而攻杀成己,朝鲜王国(卫氏朝鲜)遂亡。刘彻征召荀彘到长安,责备他「争功相嫉」,绑赴街市斩首。杨仆被控:率军先到列口(列水入海处。列水,今大同江),应等待荀彘共同推进,而竟擅自先行攻击,遭受惨重损失,也应斩首;但准缴纳赎金,贬作平民。峡西汉政府攻击朝鲜王国(卫氏朝鲜),用现代眼光评估,乃是一种赤裸的侵略,但在纪元前二世纪的当时,朝鲜王国跟南越王国、闽越王国,没有分别。每个国家都在扩张领土(朝鲜王国也并吞了临屯、真番),扩张的目的不在经济利益,而只求传播首领的威名。
刘彻处理这场战事的方式,显出一个统治者长期掌权后的乖张性格。远征军在万里外作灭国之战,竟然不设统帅,当然导致争端。刘彻应该自责,不应该责备两位将领意见不合。而杨仆所犯的错误最多,单独挑战,先吃了一个败仗,在吓破了胆之后,又企图用和平手段包揽全局。最严重的是,约定攻击日期,友军发动,而他却隔山观虎斗,幸亏朝鲜王国军力不强,否则荀彘岂不全军覆没?朝鲜于取胜后,曾是手下败将的杨仆海军,往何处逃生?
就已知的史料,看不出荀彘有什么不对。他的怀疑是正常的,任何人置身于屡屡失约的友军之旁,都会警觉到定有什么阴谋。即以逮捕杨仆而言,那是「持节」的使节所发号令,他虽然建议,但无权决定。决定的是使节,与他何干?即令有干,万里外灭国而还,血汗功劳俱在,何至绑赴街市斩首?李广利攻击大宛王国,罪恶满身,刘彻还念他万里征伐,不录其过(参考前一○一年),为什么独录荀彘的「过」?
荀彘的冤狱,是一个分水岭。刘彻的智力开始走向下坡,以后越来越昏庸凶暴,只凭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完全受自己情绪控制,被左右亲信的小人物拨弄于手心之上。容忍汲黯的美德,已不再现。所以接着是杀宰相、杀妻子、杀亲生儿女、夺取汗血马,一团黑暗血腥,除非他死,黑暗血腥不止。
吞并朝鲜
纪元前一○八年,朝鲜王国(卫氏朝鲜)覆亡后,西汉政府在朝鲜王国(卫
氏朝鲜)故地设置四郡:乐浪郡(朝鲜半岛平壤市)、临屯郡(朝鲜半岛江陵市)、
玄菟郡(朝鲜半岛咸兴市)、真番郡(朝鲜半岛汉城市)。封参(姓不详)当湖清侯、韩阴当萩苴侯、王喝当平州侯、卫长当几侯,路最因老爹(路人)之死,建有大功,封涅阳侯。划峡朝鲜半岛上风俗之美,史不绝书,应无可置疑。但是仅凭六十条法律跟八条法律的悬殊,便证明「仁义圣贤的礼教,是多么可贵」,恐怕无法证明,而只能证明班固的思考力僵化。人口增加,生产工具进步,自会使社会层面加多,有些固然跟所谓的「心术」有关,有些却不然。地广人稀时,可以胡乱开垦,一旦人口增多,就得有法令禁止在山坡上种田,以免泥土流失。
只有一种情形才可以使法律条文减少,那就是人口减少,等到一个城市只剩下一个人时,就可以不要一条法律了。
眼睛生在背后的崇古狂热,充满中国古书的字里行间。
诛杀五族
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王温舒,被控奸诈图利,查证属实,诛杀全族,王温舒自杀。当时,他的两个弟弟,跟两个「亲家」(儿女成婚,家长互称「亲家」),以其他罪行,早已全族屠灭。宫廷禁卫官司令(光勳)徐自为叹息说:「可悲!古代有诛杀三族的酷刑,而王温舒却被诛杀五族。」
残忍的法官,是残忍的合法凶手,时代的和社会制度的产物。一个祥和的时代,跟一个尊重人权的文明社会,没有酷吏容身之地。有些人的性格虽然比较凶险,但在严格的规范下,可使凶险的程度降低。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是酷吏之母,也是最大的酷吏。法国大革命时的「革命裁判所」、欧洲中世纪的「异教徒法庭」,背后都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必须被推翻或被克制,酷吏才会消灭。司法是政治的延伸,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司法。有什么样的司法,就有什么样的法官。
所有酷吏,都没有好下场,主要的由于酷吏权力膨胀得太久之后,会忘了他自己是谁。终有一天,碰上特务手段扳不倒的对手。其次,等到民怨沸腾,可能逼出对酷吏之母反击时,酷吏之母就会借酷吏的人头,平息群愤。任何一项原因成熟之日,就是酷吏丧生之时。
人性有堕落的一面,卑劣的人格加上恰好手执风箱,火焰就会更炽。舆论的谴责,家属的哭诉,流血的杀戮,灭身灭家灭族的恐怖,酷吏都不会皱眉。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酷吏,永不绝迹。要想绝迹,只有铲除它的源头──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和允许暴行存在的社会制度。
历法改革
纪元前一○三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牧丘侯(恬侯)
宰相石庆逝世。
纪元前一○三年,西汉政府开始采用夏王朝历法,把元旦定为正月一日。这个重大突破,已二千余年,直到今天(二十世纪八○年代),仍是一件大事。通监竟没有交代明白。翻阅去年(前一○四年)关于制定历法的记载,只说刘彻下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共同拟订西汉王朝太初历,却没有报导这项建议是不是批准,更没有报导实施日期。
这正是古史书的最大特征之一──说不清楚。有人抨击中国方块字只是一种诗的文字,因为它的精确细致度不高,无法作精密的陈述和说理,甚至不能描绘较深刻细致的感情。我承认如此,但我反对因此就认为中国方块字绝对无法使条理分明。因这是思考方式问题,运用文字功力问题,和表达能力问题。把史书弄成一盆浆糊似的,不限于文言文和方块字,如果头脑没有条理,白话文和拼音字,也是一样。
汗血马
最初,李广利的西征兵团从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出发,分为数个梯次,由南道北道,同时向大宛王国推进。指挥官(校尉)王申生率一千余人监视郁成城(中亚安集延市东一百公里乌兹根城)。郁成王攻击,王申生全军覆没,只有几个人逃回,投奔大营。李广利命粮食总监(搜粟都尉)上官桀,攻击郁成城,郁成王大败,逃往康居王国(首都卑阗城「中亚细亚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斯坦Turkestan」)。上官桀尾追到康居,康居王国知道大宛王国的命运,不愿跟中国作对,遂把郁成王逮捕,送给上官桀。上官桀派四位骑兵军官,押解郁成王前往西征兵团统帅部,骑兵军官之一的上邽(甘肃省天水市)人赵弟,恐怕中途有人劫囚,挥剑砍下郁成王的人头,追上大军。
西征大宛,是一场不名誉的战争,中国先后伤亡十余万人,目的只不过为了几十匹汗血马。汗血马来到中国后,就像被地球吞没了似的,再没有消息,以后也再没有听说过西域或其他地方有这种宝马。可能这种马被过度的夸张,刘彻到手之后,发现跟中国原有的马,并没有太大分别,但又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冤大头,只好闭口不提,使人们日久淡忘。也可能大宛王国监于汗血马是灾祸之源,为了避免无穷的后患,早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