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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稷诛杀白起（参考前二五七年）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刘邦一连串屠戮，却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几乎所有新兴的政权，都要通过这个窄门，血迹斑斑。
叔孙通制朝仪
纪元前二○○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五十七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an「但」，每石一○三？五五公升）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五百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三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二十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睢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十一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监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的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大儒」真是活宝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份，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份，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
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着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一九六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勳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大儒），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旨在何方？
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勳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勳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四百四十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泥所谓「篡夺」的六十七年。商王朝六百六十二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八百七十九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四百一十一年，不比「三王」逊色。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捉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坐，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白登之围
刘邦于击破韩王（首府晋阳）韩信后，准备继续北进，一举消灭匈奴。北方正逢隆冬，天气酷寒，可是，身在温暖如春晋阳宫的刘邦，却轻视这项灾难。他得到情报，匈奴汗国单于（二任）栾提冒顿正驻扎代谷（河北省蔚县）。决定发动一项大规模攻势，于是派出特使侦察。栾提冒顿知道西汉政府特使所负的任务，早就把精锐部队，以及肥壮的牛马，全部藏匿，使西汉政府特使只看到老弱残兵跟瘠瘦的牲畜。刘邦派出十次特使，十次特使都把所见到的，据实呈报，并判断匈奴汗国不堪一击。刘邦仍不放心，再派娄敬前往，作最后观察。娄敬还没有回报，刘邦认为良机绝不可失，迫不及待的下令所有的兵力，三十二万人的庞大军团，向北推进。前锋刚越过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二十五公里），娄敬回来，警告刘邦说：「我跟前面十位特使的看法，恰恰相反。两个国家一旦决裂，敌国一定会夸张他的强大，展示他的优点。可是，我在匈奴那里看到的，却全是老弱残兵，用意十分明显，他们要引诱我们攻击，然后伏兵四起。我认为：对匈奴汗国，绝对不可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大军正向前挺进，不能停止。刘邦眼冒火星，咆哮说：「他妈的，你这个齐国（首府临「山东省博市东临镇」）死囚，靠着两片嘴皮，当上高官（娄敬建议定都长安，参考前二○二年），今天又站在这里胡说八道，打击士气，扰乱军心，散布失败思想，容你不得！」下令把娄敬囚禁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监狱，加上全副银手铐。缭刘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主力仍在后面。栾提冒顿倾全国精锐──四十万骑兵，乘刘邦巡视白登（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之时，把白登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七日七夜，西汉军团完全孤立。城中和城外取不到联系，传递不出消息，得不到救援，陷落就在旦夕。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的诡计，派出秘密使节，从小路找到匈奴汗国大营，晋见皇后（阏氏），送上贵重礼物。皇后（阏氏）对栾提冒顿说：「两国君王，不应该互相围困。我们所侵占的中国土地，事实上不能长久居住，而且中国皇帝有神灵保护，请你考虑！」
栾提冒顿本来跟王黄，以及赵王赵利，约定日期会师，时间已到，而赵军不到。栾提冒顿怀疑赵军跟西汉军之间，可能勾结，于是趁此机会，下令解围一个城角。正好天降大雾，西汉军使节来往，没有人察觉。陈平命卫士使用强弓，弦上多加一箭，面向匈奴，保护刘邦从解围的城角，悄悄溜出。
刘邦回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西汉军主力也陆续抵达，匈奴兵团完全解围，撤退回国。经过这次挫折，西汉军无法再战，也跟着班师，刘邦回到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特赦娄敬，对娄敬说：「我不听先生的话，竟被困在平城（白登只是平城附近一个小城，人们习惯于用大包小）。我已把前面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