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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同学越来越趾高气扬。那时，男生与女生不大讲话。每张课桌几乎都有用铅笔刀划出了深深的“三八线”。一般是男生欺负女生。许多男生上课时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观察女生的胳膊是否越线，再以削尖的铅笔头迎头痛击。女生挨了扎后，多半会委屈地瞪来几眼，顶多眼泪汪汪一阵子。可我比较背，摊上张萍这位同桌。当我试图用小刀把这条“三八线”刻得更清楚一点时，张萍举手向老师报告，李国安同学在破坏公物。
在老师眼里，凡张萍同学的话就是可信的，何况张萍还经常把话题上升至“我们要爱护公物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这种理论高度。我只好委曲求全，也不敢像其他男生那样对付她那双时不时越过封锁线的胳膊。不过，说实话，她那只胳膊也真是漂亮，细细白白，与藕差不多。
那年秋天，秋风起，蟋蟀鸣。学校流行起斗蟋蟀。到了晚上，墙头屋角田边水渠都有撅起屁股掏蟋蟀的孩子。他们屏声静息，搬开砖石，一手拿网罩，一手用枝条，轻拨慢挑。蟋蟀又哪知人心险恶，进退间蹦入网内。把蟋蟀逮回家，放入泥盆或装了土的玻璃罐里，喂以饭粒，待其养精蕴锐，第二天一早，饭也不及扒上几口，玻璃罐藏入书包，匆匆赶去学校。早有孩子守候在校园偏僻角落，纷纷涌上，围成一团，或要一洗昨日的耻辱，或要挣得今天的光荣。擂台由几张报纸折叠而出，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各自搁入里间，用小草杆赶，使两只蟋蟀碰头，看它们振翅张牙挺斗。那不肯斗的虫，若嘘嘘几声仍无效果，便被小主人掼出，一脚踩死。摆台里搁入泥土细沙。开斗之时，人头蔟拥，还真发生过外面的人压倒里面的人，把那蟋蟀也压烂的糗事。一般而言，早秋斗黄虫，黑黄、油黄、乌背黄、乐陵黄；再斗黑虫和紫虫，淡紫、深紫、真紫、粟壳紫等；到晚秋时节，斗的是青虫，有正青、红牙青等。我并不懂蟋蟀的学问，学校里就没有谁懂。管这些蟋蟀叫方头、圆头、尖头、铁头、黑崽、油葫芦，或者恶眼狗、沙皮狼、大腿将军。斗蟋蟀，也从不按个头、种类、重量分级别开打，赢了就好。蟋蟀的小主人会因此得意到自己的这只蟋蟀被活活累死或被另一只蟋蟀咬死为止。这种斗，多带彩头，输者得给赢家抄写作业，或是一小袋葵花籽。
斗蟋蟀，得屏住呼吸，不能透大气。若谁朝擂台里呵气，蟋蟀就跳。人多脚杂，能逃出生天者寥寥，十有八九要被踩破，踩出乌黑的肚肠。一个孩子扯住另一个孩子的衣领哭喊，你赔我的蟋蟀！被扯住衣领的孩子争辩，不是我踩死的。于是只好自认倒霉。
我是这种活动的狂热分子。但我的蟋蟀老被别人的虫儿咬断了腿。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抓到一只极凶悍的蟋蟀，遍体纯青，头线金红，六足洗玉，牙色乌金，听到其他虫鸣便四处觅斗，才一露面，与其对峙的虫往往不战而退，往后逃，方拧转身躯，这虫已跃起，咬住对方颈脖直至咬死才松口。可惜当我把头埋在课桌抽屉里津津有味与它玩耍时，张萍伸来一只手，两根指头拈起虫儿，再一巴掌拍在桌上，把这只为我赢得无数骄傲的虫儿拍成肉酱。我想杀她的心都有了。还没动手，张萍举起那只好看的小手向老师报告，老师，李国安上课时不专心听讲玩虫儿。
我气白脸，骂去一句脏话，老师听见了，喊上讲台罚站。
下课铃响后，我打算去弄来一只癞蛤蟆搁在张萍的书包里，或者是搁上一砣屎。我还未动身，张萍喊住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李国安同学，你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拿什么报效祖国？
这一句话如当头一棒，我想起了“草原英雄小姐妹”，想起了自己在日记本里写下的誓言。我万分羞愧，终于看见自己与张萍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我真的想做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想拿“三好学生”快想疯了。尽管这年我的语文数学都考了双五分，可年年的“三好学生”都是几名班干部的自留地。这一年自然也不例外。老师的评语是：该学生学习有长足进步，要求上进，但需要改正撒谎的毛病。我不知道我哪里撒谎了？我恨不得用小刀剖开胸膛让老师看看我那颗红彤彤的心脏。可老师说有，那就一定有，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从此也与“三好学生”告别了。
六六年的春天，我的弟弟李国泰出生。
中年得子的继父在母亲肚皮上奋斗了近七年，取得辉煌的战果。我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父母不可能不偏心。他们不是法官，不可能手中握着一台天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十根指头也有长短。我从父母的眼睛里消失了。望着那个比我小十二岁整夜啼哭粉红色的一小团，我心里有了罪恶的念头。我真有想弄死他的念头。我都拿手捂过他的嘴。孩子是无知的。孩子因为无知而愈显残忍。但我不能用无知来替自己辩解。我是罪人。我承认。
这年，神州大地风雷激荡，万千红色遮蔽天空。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丙午年的丙午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换上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宣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词语刺疼耳膜。“知道红卫兵吗？”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知道红卫兵是干什么的吗？”
“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孩子们热血沸腾？这些火热的话语烧得骨头发烫。几年前，学校里就有“红五类”、“黑五类”的说法。所谓亲不亲看出身。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出身，指的是阶级出身。出身不好，那就是罪。低人一等自不必话说，就甭想参加少先队，评三好学生。托继父的福，我在各种表格上所填写的家庭出身是继父的工人。不过，这多少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我害怕别人知悉我亲生父亲的秘密。这秘密跟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当有机会来证明自己时，我是那样义无反顾。我渴望成为红卫兵中的一员。“来吧！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友！来和我握手，快来和我握手！今天，毛主席接见了我们革命群众，我握了毛主席伟大的手！……我们手挽手，紧跟毛主席向前走，彻底摧毁旧世界，把红旗插遍全球！”
我决定去北京，去握一握被毛主席握过的手。十二岁的我在九月的一天动身去北京了，未与父母打一声招呼，身上没一分钱。我根本没想过一路上的吃喝问题，更未考虑到了北京后如何去找到那只让我灵魂发抖的大手。我也不知道，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5日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讲的免费乘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的通知精神，我只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等着我。这就足够了。“天安门前飘红旗革命声浪动天地！欢呼敬爱的毛主席，您和我们在一起。”我上路了。本来在我的鼓动之下，还有两个同学，但临行前的早晨，他们放弃了，说爸妈不同意。我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表示无比的轻蔑。我对他们说，等着吧，我会带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我在脖子上系了一根偷来的红领巾来到省城。省城已成红色的海洋。大片大片的红把天空烧亮。天方破晓，万千攒动的人头已汇成流动的河，是我所见过的最壮丽的河。人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选择有理”、“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被汹涌的人流挤上火车。我是第一次看见火车。这是怎么样的一只钢铁怪兽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通体碧绿。我相信这是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热泪盈眶。
火车上都是去北京的学生，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肉。我身子小，被几双大手塞在行李架上，头晕目眩，额头滚烫，耳朵里满是巨大的声浪。那些学生欢欣鼓舞，放声高歌，几万条喉咙管一起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他们唱一句，我跟着唱一声。若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登上这辆驶往圣地的火车。火车呜呜地吼叫。被铁轨反复打磨得铮亮的车轮铿铿铿地吐出内心闪亮的火花。一个十七八岁的尖脸姐姐发现了我的异常，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她摸了一下我的头，惊叫起来，你烧得这样厉害？
我病了。早不病，晚不病，在光荣即将来临的时刻病了。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了愤怒，我恶狠狠地叫起，说，我没发烧。但我的声音不比蚊蚋响。嘴唇生出被体内火焰燎起的小水泡。我都想脱了裤子撒几滴尿喝下去。腹腔中好像有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尖脸姐姐迟疑了几秒钟，从随身带的书包里取出一个柚子，剥了几瓣，小心地喂入我嘴里。我的舌头发了麻。我还是第一次吃柚子。我几乎要把舌头吞下去了。酸酸的，甜甜的，有一点微苦，还带着清香。我说了一声，“谢谢你，姐姐。”然后闭上眼睛，晕迷过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省城，是在省城的医院里。
医生说，有位尖脸的女学生把我送来的，还替我交了看病的钱。然后急冲冲走了。我不知道在我晕迷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但能想像得出。我不清楚是什么让尖脸姐姐停止赶赴北京的步伐，中途下了火车，把我送回省城医院，还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我所在的学校的名称，打电话给学校，找到我的父母。当我试图逃离医院去追赶这位尖脸姐姐时，继父出现在我的面前，二话不说，把我摁回他驾驶的那辆解放牌卡车。
我的书包里有一个柚子，被剥去了一小半。我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