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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走，我就坐了起来。这回他们绑得不很紧，我的手活动余地较大。我试着慢慢地将手腕上的绳圈往下抹，缩起手掌，那手竟然从绳圈中脱出来了。手的自由使得情况改观了许多。我现在最受罪的是缠在头上的胶布。那胶布大概是粘地毯的，非常结实，它的胶粘着我的皮肤、头发，使得我的皮肤过敏，痒得令人发疯。我现在可以用指头伸进胶布的缝隙挠着皮肤。但是我不可以撕掉胶布。我慢慢将胶布和眼睛边上的皮肤分离开，又将太阳穴附近的皮肤分离开。最后，我可以将缠得像头盔的胶布往上推，露出了眼睛。现在，借着从顶上的通气窗的一丝亮光，我能看见这洞穴似的地方的情况。我在里面走动。我推着那个木头门，那个门很结实，纹丝不动。我又弓下身子，钻到他们让我大小便的那个地室。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十来公分见方的小窗洞。我用手抠了一下，似乎还往下掉土。我在地上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个小石片。我用石片刮着窗洞，发现是水泥的。我刮的时候弄出了响声。我只听到外边有人咕哝着，咔嚓一下子弹上了膛。我赶紧蹲下，知道外边有人看守。
过了一会儿，我没听见外面有动静，才悄悄溜回到那块木板上坐下。现在我算计着，中国这个时候应该是天亮了。我的家人是否已知道我被绑架了？我要是真的丢了命，对自己来说可能就是一刹那的事。可对她们呢？她们不知我到底是死是活，会长时间地受着这种折磨。我现在倒是很羡慕那些被判刑的人。他们还是活着的，和外界可以联系。就是判了死刑的人，至少家里人知道他怎么死的。但是，被人绑架是无奈的最无助的，绑架者可以任意处置你，他们可以让你受尽折磨，他们可以让你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脑子里又出现了我老婆和女儿在一片树林里寻找我。我马上站了起来，打断思绪，要不我会受不了的。
其实从死本身来说，并不是很可怕。我想过他们如果要撕票，会用什么办法呢？是用枪？还是用刀？或者用闷棍？对这些事，我能平静地去想。那个时候英国王妃戴安娜死了不是很久。我就老是拿这事安慰自己。那么显赫的生命，也不就三十几岁就消逝了？我当然会想起伊丽达，这可怜的姑娘可能在一分钟之前还在想着下周婚礼的事，忽然间就香消魂散。我还想起了一个中学时的邻班同学，他叫白永星，是全国少年１００米自由泳冠军。他的身体是极好的。他和我同年去当兵，不过他在湖北，第一年就暴病死去了。还有我过去的一个名叫高潮的邻家女孩，她有一回骑自行车摔倒，头上起了个包。在十年之后，这个旧伤造成她脑出血，丢了命。我这样想着居然想起了十几个二三十岁就死去的熟人。原来死亡真的就是你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我就这么用这些事来自我安慰。我计算着时间，现在，李明应该是已经启程了吧？只要他一回来，把五万美金付给他们，他们还把我关在这里干吗呢？我大概不会死的。
但是事实上，绑架者通过尼可向李明要的赎金是二十万美金。我非常庆幸绑架者在这事上骗了我。如果我知道他们要的是这个数字，我会觉得获救机会渺茫，我可能会逃跑，会因此送命。
在星期一的早上，翻译尼可、药剂师阿达还有工人尤莎来上班时看到所有的门都敞开着。
他们在办公室聊了半天还没见我从里屋出来。尼可喊了几声，不见回答，就走进我的房间。
这时他看到了绑架者留在桌上的纸。那上面写着：“我们已带走你们的人。你们要马上交出二十万美金。否则，我们就杀死他，还要炸掉你们的房子。如果你们报告警察，在这个屋里的人会被一个个杀死。”
药剂师阿达吓得一声尖叫，尤莎当场就昏了过去。只有尼可还神志清醒。他知道这是个国际的事件，李明不在，他得告诉中国使馆。尼可做过外交官，知道怎么和中国使馆联系。
使馆获知后，极为重视，立即向阿国警方报了案，并照会了阿国外交部。同时将此事作为重大事件向国内作了报告。使馆还马上找来杨小民。让杨小民和李明取得联系，要他马上回来处理。阿国警方在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在作了现场侦察后，取走了我的许多照片。媒体也马上赶来了。在门口架起了摄像机。报纸、电台次日全部以此事做头条新闻。阿国那时的传媒已经私有化，需要吸引读者和观众。他们不知怎么从警察手里拿到好些我的照片，有我在金字塔边骑着骆驼，在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在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这些照片配上记者渲染的文字，马上吊起了读者观众的胃口。当时，阿国已经出现过好多次富人被绑架的案件，人质几乎全部死掉。在不到两个月之前，阿国的全国商会会长被绑架，在家人付了赎金后，还是失踪了。阿国人被绑架后，家人不敢报警。只有我被绑架的事情一开始媒体就全力报道。阿国人关切着这事，他们这些年看到中国越来越强大了，这回他的公民被人绑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同时他们也要看看自己的警察有多大能耐，能否把人质救出来。那些日子，阿国的报纸和电视台的发售数和收视率刷一下蹿了上去。
中国真的变得强大了。以前的中国只强调国家的利益。而强大了的中国知道了要保护自己的每一个个体人民，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使馆接到了国家外交部明确的指示，一定要尽力营救出人质。阿国的社会党新政府对这事也高度重视。我是第一个被绑架的外国人，如果我救不出来，将会吓跑很多外国投资者。还有一件事情也起了作用，那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外交部长早已定下在两周后访华。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被绑架者撕票，那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阿国公安部指派了地拉那２３分局的迪米特里警长为行动指挥。他调集了几十个精干的刑侦警察，并获准使用各种侦察手段。中阿双方为了及时保持联系，把指挥中心设在了中国使馆。他们得到的第一个有用的线索是新华社杨记者的报告，一个陌生人来电向他询问尼可的电话。在当天夜里，尼可接到了绑架者的电话。他们斥责尼可报了警，警告他如果不配合他们，将杀死他们全家。接着他们询问李明是否已启程回来，是不是已答应付赎金。尼可只是说李明已经知道这事，很快要回来。这一夜尼可和老婆、儿子一夜没睡，坐在灯下商量着是否要报告警察。在一年前，尼可的大儿子因为得了忧郁症，从一座五层的楼顶上跳下身亡。现在，他们又要面临死亡威胁。尼可后来对我说，他不是怕自己，而是怕儿子的安全。但是那天在天亮后，尼可还是下了决心，向迪米特里报了案。迪米特里微笑地听了尼可的报告。其实迪米特里在尼可接电话的同时，已经在同步监听。在杨记者提供报告后，迪米特里知道绑架者会和尼可联系，就做好了监听准备。
美丽的黛替山
在我被解救之后我问过迪米特里，如果绑架者拿到了赎金，会不会放我走？迪米特里微笑着回答我：不，不管他们拿到拿不到钱，他们事先的行动计划已经决定最后要打死你，然后把你扔在黛替山上的深涧里。
很奇怪地，对于这个差点成了事实的结局我好像有一种预感。
在被关在洞穴里的第二个夜晚，我已疲劳之极。由于我的手脱开了绳索，我可以躺了下来，好几次都沉睡过去。那些睡眠十分深沉，伴随着真实感极强的梦境。那些梦都和黛替山有联系。
那座差点成了我葬身之地的黛替山在地拉那城北边。像一扇巨大的屏风遮挡住从北方高原吹来的寒风。每年的深秋山下起了寒意时，黛替山的顶端就会有白白的积雪。而在春夏时，山上的风景极其美丽。我看见了山顶上的那个牧羊人，他的羊在草地上像白雪一样耀眼，一只牧羊犬在驱赶它们，羊脖子上挂着的铜铃发出悦耳的响声。在这片牧场的背后的峰顶上，是高耸入云的电视塔。这是中国人在七十年代的无偿援建项目。电视塔的下方有一座小小的墓园，一个叫赵国宝的中国工人沉睡在这里，他是在组装铁塔时掉下来殉职的。
黛替山上林木茂密，涧深崖陡，时晴时雨。我站在照着阳光的北坡，看着南山乌云密布，大雨倾盆。银色的雷电在黑云里闪出，鞭子一样抽在峰顶。
在黛替山的半腰，有一大片气派豪华的建筑群，黄色的屋体，红色的瓦顶，呈带状依次铺开，中间用几条带屋顶的回廊连接成一体。而在地下部分，更是有无数条迷宫一样的通道。
这些建筑面对着地拉那城。当我坐在那个通体玻璃的餐厅吃大餐时，会有一种在地拉那上空飞翔的感觉。而在深夜的地拉那远望黛替山，这片空中建筑的灯光会闪耀得像是星空的一部分。
这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埃及人投资的豪华酒店式宾馆。我曾经是这里的常客。这个餐厅的领班是个个子高高，皮肤极黑的埃及男子。他的西装笔挺，领子雪白，皮鞋亮得耀眼。他的身上散发着优雅的香水味，一如他优雅的举止。是他向我指明了去埃及的道路。他给我画了一张地图，怎么去开罗，怎么去卢克索帝王山谷，怎么去看亚历山大城的灯塔，怎么去找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踪迹。在这张他手绘的地图上，他在我将去的城市都写上一个电话号码。我在埃及到达一个城市，打通这个号码，告诉他们是阿赛福让我打的，我就会得到很多方便。
那些夜里我好多次梦见了这个叫阿赛福的埃及人。他有时会是法老，有时是僧侣，有时是捕鸟人，有时是做木乃伊的工匠。我好像是个幽灵，跟他穿行在巨大的神庙石柱之间，在熬着香料的铁锅周围……那些梦是真正的噩梦，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难以忍受。
在我在地洞里被这些噩梦缠绕着时�